第四章“刘罗锅”与和珅 1、刘墉与和珅的差距
我们前面分析了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人所属的民族、两个人的相貌和家庭背景都不相同;而且还分析了1754年其父刘统勋被冤枉一案给刘墉带来的影响,就是他总结出了为官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二条,做好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但是,难道这样一个群众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就真的不敢与和珅斗么?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刘墉的这两条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就会得出以下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刘墉在为官处世的最为基本的原则上面,与和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家看了“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话可能会不太舒服,会觉得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难道真的会是如此奴颜婢膝吗?不是他奴颜婢膝,而是社会环境使然,刘墉个人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官吏要想往上爬,太难了!你不讨好皇帝,你不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踩着人家的头顶,哪能爬得上去?
当然,说到“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才像是刘墉说的话、办的事嘛!但是,历史上的和珅是一个能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珅的本职工作做得一直很不错,否则乾隆皇帝怎么会把那么多事都交给他办?这方面刘墉跟和珅差不多。
为什么说和珅会如此尽心办事呢?因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和珅还没有什么靠山,他在朝廷中的位置完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没有真正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年轻的和珅如果出事,真心的帮助他的人会远远少于刘墉。而刘墉则不然,他有亲人、有朋友,他的祖父、父亲也都有很多朋友,这些都是他的优势。
第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刘墉在为官处世的细微原则上面,有与和珅明显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刘墉心目中,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俗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刘墉的心目中,我办什么事情,并不是急于要求皇帝认可,对得起良心就行了。但是,这些在和珅那里可行不通!什么事情,只要是我和珅干的,必须完美无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皇帝认可!
造成二人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双方不同的家庭背景。刘墉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干得再成功,在别人包括皇帝的眼中,也决不会超过他的父亲刘统勋。他父亲的谥号是“文正”,已经达到一个文臣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因此,老刘家给予刘墉的任务实际上是“不求突破,但求守成”。
和珅呢,可以说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除了一个虚衔,家族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值得骄傲的东西,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走向成功。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刘墉跟和珅较量,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刘墉与和珅不期而遇的时候。也就是说,刘墉还真的跟和珅较量过。虽然,这场较量来得晚了些。而此前的刘墉,是一直没有机会与和珅较量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而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两个人一直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提起刘墉,有的读者就会想到,刘墉不是一直在外地为官么?他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为官的?这里,我们简单交待一下。
从1751年刘墉考中进士开始当官算起,到1782年刘墉再次彻底回到北京为官为止,前后31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当官的时间真的很短,只有前后三次共计8年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外地,很少有回到北京的机会。
1751年到1754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里任职;1756年,刘墉担任安徽学政;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1762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1765年他升任冀宁道台;1766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污公款,被发往边疆的军队中效力改造;1767年他回到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1770年又到江西任职;1772年任陕西按察使。直到1773年,他因为父亲逝世,丁忧守孝三年;1776年,刘墉守孝三年期满,回到北京担任内阁学士;1777年兼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1778年再次担任江苏学政;1780年升任湖南巡抚。
1782年,他终于彻底回到了北京,担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通馆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从唐朝到元朝,有三位历史学家先后写出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部关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后人称之为“三通”;清朝乾隆年间,为了续写三通,成立了三通馆,由刘墉担任总裁。后来共计写出了七部书,与以前的“三通”加在一起共计是十部书,称为“十通”。
回到北京以后,刘墉终于有了与和珅这个政治新星接触的机会。他看到了和珅的一些所作所为,心里非常不满,于是就开始了与和珅的较量。当然,这些较量可不是在朝堂上嬉笑怒骂,也不是公开叫板,而是意味着与和珅划下了一条无形的政治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