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 （连载）

国都长安

《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作者：纪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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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

序一 正本清源纪晓岚

       近些年，一部商业味极浓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红遍大江南北，纪晓岚，这位我称之为“文达公”的祖先一下子为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所知晓，这是通俗影视作品的功劳。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部《阅微草堂笔记》的影响力似乎还不如几部电视剧大。我想，这也是通俗文化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吧。这一点我要感谢电视剧的宣传，否则，作为一个清朝中期的大臣和文人，文达公的“名气”很难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
　　当然，对于通俗影视作品，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比如，电视剧上就把我们家的姓给念错了。我们老纪家的“纪”念“纪（jǐ）”，而不是读作“纪律”的“纪”。关于这一点，纪连海老师在本书有关文达公的章节中也曾提到。
　　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上海卫视《文化中国》这两大电视节目的福，纪连海老师主讲的《正说纪晓岚》广为传播。纪老师对于历史人物的真实讲述是具有颠覆性的。倒不是说这些知识信息是他首创的，重要的是他能在覆盖全国的电视媒体上宣讲，并且讲得又那样惟妙惟肖，为广大观众所喜爱，这是纪老师的不世之功。
　　各位读者看到的这本书，是纪连海老师点评乾隆朝著名大臣的合集。在他的评说下，我的祖先文达公纪晓岚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显现了出来：他并不像演员张国立那样英俊，是个又黑又胖的人（这里我插一句，我的六叔长得与饰演纪晓岚的张国立非常相似）。他很爱吃肉，几乎不吃米面。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很多情，有很多妻妾。电视上叫他“纪大烟袋”，这一点倒是没错。总之，通过这本正本清源的书，读者可以更多地了解纪晓岚的生平。我相信，这也是广大读者所需要的。
　　我是文达公的六世孙，我关于家族的知识，大部分是从我祖父，也就是纪晓岚的四世孙堪椿公那里得来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我们家的传统，这一点在我祖父身上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我的记忆中，他老人家自幼聪明好学，自学成材，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他行医数十年，给穷人看病不收费，拿药不要钱。大家都知道，解放前百姓生活很苦，全县五百五十多个村没有一个诊所，更别说医院了。我三岁时，离我们崔尔庄十二里有个庄头村，一个农民给牛轧草，不小心把左手的一根手指轧掉一节，他的儿子来求药。我祖父把一块海鱼鱼肚切成一寸长的一条，用香油炸了后，人吃完就不会得破伤风。这是秘方。几十年来，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看病，祖父救活的人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去世时，来送葬的人排起的队伍长达三里多地，有万人之多。灵柩到了景城墓地，送葬的队伍还没走出崔尔庄。男女老少人山人海都在痛哭，还说，以后我们有了病就没人给看了。旧社会农村人都很穷，就是有人给看也看不起啊！祖父一生多行善事，这也是我们家的祖训。
　　我在这里提到我的祖父堪椿公，就是想告诉读者，不管是身为乡村医生的祖父，还是身为退休工人的我，尽管我们不像文达公纪晓岚那样才华横溢，但是我们遵守了他老人家的祖训，都是本本分分的普通人，没有给老纪家抹黑。我今年七十七岁，也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女儿去了美国，我的孙辈中也有很多人大学毕业了，我们这一家仍然人丁兴旺。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读者的青睐以及纪连海先生我这位本家和出版方的努力，感谢他们对于真实再现文达公的生平所做的一切！是为序。

　　                                                                  纪晓岚六世孙　纪清贵
　　                                                                          2006年8月

国都长安

序二 探寻清史真相的向导

　　人生不满百，常耽千岁忧。历史往往是今人的借鉴——社会需要以反腐倡廉保证国体健康；百姓需要以忠孝爱国承接民族传统。人们渴望在历史的沉淀中寻找真谛，用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指导自己的行为。行进中的人们需要经常向前看，但也需要不时地向后回望，以准确定位自己的言行。
　　于是，当民族复兴的太阳冉冉升起时，人们都在惶惑不安地寻觅、认知自我，怕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故而，很多人都想与那些梳着大辫子的清朝先人们对话、交流，让他们详实真切地讲述往事；人们都想与那些两百多岁的祖爷爷探讨如何做人、秉政，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人们渴望能有这种跨跃时空的神秘沟通，以永葆国运祥和兴盛，同时避免自己日后走弯路。
　　我是刘氏家族十六世人，我二世祖刘恒，明朝弘治（一说成化）年间从今天的安徽砀山迁至山东诸城逄哥庄务农；五世祖刘通，在明末时考取秀才；六世祖刘必显，于顺治九年（1652年）考中进士，后出任广西员外郎；七世祖刘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四川布政使。我的这位祖先，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朱轼、蔡世远在他们撰写的《国朝循吏传》里颂扬的那个廉洁、正直的清官；八世祖刘统勋，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进士。他除暴安良，体恤民情，后来官至首席大学士与军机大臣，谥为“文正”；九世祖刘墉，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他机智博学，勤政爱民，也当过首席大学士和上书房总师傅，谥为“文清”。
　　其中，八世祖刘统勋故事应该最多——仅据《清史稿》记载，他就曾十二次以钦差身份前往各地修河、勘狱，处理政务。他惩治了很多贪官，纠正了张廷玉营私结党、布列满朝的做法，冒死制止乾隆皇帝以大量满人出任地方官的重满轻汉弊政。他清正廉洁，严辞拒绝下属馈遗，又常常不顾奸佞截杀的危险，微服出京访贫问苦，深得百姓拥戴。
　　在我六世祖刘必显后面的三世人中，有三十五人考取举人，十一人考中进士。刘氏家族被乾隆帝称赞为“海岱高门第”与“国史之表”。1814年，嘉庆帝亲命太子少保光禄为刘氏家族修谱，并将刘统勋、刘墉身后供奉于地安门外乃营庙的贤良祠内，与屈原、岳飞和包拯等忠良同列受祭。后世帝王群臣，每年春秋两次展祭，行两跪六叩三献之礼。而到刘家第十世时，又出了吏部尚书刘鐶之，十一世又出了文化官刘喜海。刘氏家族如此昌盛，得益于忠孝厚积的家族传统，也得益于六世祖刘必显与七世祖刘棨的苦心培植与先身营造。
　　纪连海先生评说的刘氏家族历史以及刘必显、刘棨、刘统勋和刘墉四世的业绩，与我家族的记载吻合，并且很详实。听着比我年轻近二十岁的连海先生讲述我家二百多年前的历史，感觉他对于其中的桩桩件件比我还要清楚。于是，好奇的我与他通了第一次电话。原来，他是做过大量繁琐的网上与社会调查的，同时以细致推理甄别。他以学者的坚韧、刻苦的姿态，走上历史讲坛侃侃而谈，使我深受震撼。在其后的多次电话与当面交谈中，我终于认识了博学、爽朗的连海先生。我羡慕这个腾飞于时代的年轻人的执著与智慧，于是，我也发愤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
　　连海热情约我共同研究刘家历史，让我甚为感动，这让当过报纸副刊编辑，写过诗歌、散文，年届六旬的我，也骤然年轻了许多。
　　从1972年起，我开始调研我家历史，但总集中不了精力，总指望有更多的明日。人生苦短，岁月悠悠。刘氏后人今已有千余人家，大都仍居住在山东逄哥庄或附近的村庄，刘家做了六世高官，家中竟无资财积蓄。1844年，河北（当时为直隶）已连遭三年水灾，时居固安的十一世祖刘祯与刘祥，只得逃荒到黑龙江。其后的一百三十六年间，刘家后人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土匪与歹人的欺辱和压榨，给后人留下一部与前面数世反差太大的伤痕累累的近代家史。那几代人，可谓是中华民族中经受过最血腥、最野蛮生活环境历练的一条生生相息的顽强人链。
　　我以自己的平民视角，探寻我家逃荒黑龙江的庞繁史实，挖掘那残酷社会中穷苦人的血与泪。先人因生活困苦而显得麻木的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族人的哀叹嗟伤不绝于耳。
　　我十一世祖刘祯，1844年与弟弟及妻子挑着两个孩子逃荒闯关东。途中讨饭时，遇灾民群殴，丢了弟弟刘祥。他先在黑龙江阿城三老屯住了两年多，边给旗人打工，边寻找弟弟。后来他搬到深山老林的石虎岭东沟，与原始森林和狼群为伴，休整了四年。再后来，他又搬到闫家店，豁出一副筋骨垦荒种田，以图为家人挣个温饱。他谨守家族传俗，不忘故土，可他寻觅终生也未圆自己的手足情。他老人家年逾古稀时，长久的思念摧毁了他的身心，他竟服毒自杀，至死眼泪不干，不能瞑目。
　　高祖（十二世）刘万金，从1874年开始潜心开油坊，冬日里起早贪黑地跑营口经商。万金公和长子刘得赶着咴咴嘶鸣的七挂马车，车老板们手提纸灯，哼着高亢的东北小调，整日马铃儿哗哗，奔驰在蛮荒的冰雪上。1890年秋，刘得赶车拉庄稼时，为保全他人性命，跳车勇拦惊马，惨死车轮之下。因为此事，万金公痛愁成疾，于1892年不治身亡。
　　曾祖父（十三世）刘贵，从1893年起便栉风沐雨地驭犁处女地，挥鞭给旗人垦荒两千六百多亩。1907年一个秋夜，我家场院遭人放火，五六丈高的火光烧了五十万斤粮食，家人们只能望着灰烬捶胸顿足。后来，曾祖父和他的儿子文巨被家里要吃饭的八九张嘴逼得在三九寒天去长春跑运输。1919年运甜菜时，又被野蛮的土匪抢走八匹马。此时野荒开尽，良田早归旗人，自己竟落得一无所有。1945年他处于饿病之时，遣孙儿拿家什去城里换点心，回程又遭日本兵抢劫……曾祖父死在堂屋时，我家已家徒四壁，竟买不起一口棺木。
　　祖父（十四世）刘文巨，是一个自学盖房、做犁的木匠。他是一个干活好手，秋收时一个人一天起早贪黑，可割两亩黄豆。1943年后，家乡连年涨水，田里都可以抓鱼了。产粮不够交租，一家人便到崴子挖菜，喝糠糊度日。土改时，阴险的东家蔡氏当农会头头，趁我壮年到铁路做工，以“种地不交租子是恶霸”为由（他家被定为中农），将我家定为富农成份。这样的成份，让祖父多次惨遭批斗，使其终日愁闷，卧病八年而死，终年七十九岁。
　　父亲（十五世）刘学清，少时读过不到三年的私塾。伪满统治时曾当过铁路警察，后任农业社会计，在铁路当过文工团团长、工会主席和食堂管理员。父亲酷爱读书，总是捧书学习。下放回家后，他的人生被‘阶级斗争’磨蚀了，但仍谆谆鼓励子女要成人成才。
　　父亲惦念后人，留下了《当好一家之长》与《爱护你的身体》等励志文字。他老人家故于2005年，时年八十五岁。
　　至于本人，七岁就在田野打柴、挖菜。我边垦荒边读书，与家人渡过了吃糠咽菜的“困难时期”。1964年我到大庆开汽车，为车队画黑板报画了二十多年。我从1972年开始写信，要求组织为我家的家庭成份纠偏。我家蒙受的不白之冤至1980年才得以昭雪。历史与我家开了个超级玩笑，在残酷的三十四年里，有十六人被当作“敌人”禁锢。我历经半生跌撞才结束自家血泪史，赶上这改革开放的好年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子侄们也个个都立志读书，已有九人大学毕业，过上安定的生活。
　　几百年来，我家人保持着善良、勤俭的家风，这也是我们家数百年的持家传统。善于忍辱负重，崇信“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敢于挑战自我，这是我家人世代传承的DNA。
　　我从连海先生书中那满怀**的如珠妙语，从他对历史事实的旁征博引以及他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中感受到了这位学者的辛勤和认真。二百多年来，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战乱频仍，政权数经更迭。泥沙俱下，刘墉、纪晓岚与和珅等乾隆名臣的背影早已模糊。纪先生当是带领我们探索这段历史的向导，他以自己的勤奋博学在荒芜的历史走廊上清除泥尘，擦去锈蚀，一字一句地拾回真迹。于是，在他愉悦诙谐的讲坛上，在他墨香情切的书注里，我们终于寻觅到乾隆年间那个体温与气息尚存的帝国朝廷，寻觅到那一个个脉搏尚在跳动的鲜活人物，一幅活生生的大清朝君臣群像呈现在我们眼前。
　　现在，我前有纪老师作为榜样带动，后有儿孙们的期待与督促，因此，研读好自家历史这个课题，是我准备给自己人生做的交待。先祖刘墉说自己是草民，于是，我把自己录写的家族传记叫做《后世草民》。虽然昨日的连天先草，早已化为护花春泥，可是我读懂了先人的瞳眸，也感受到了后人的期冀。
　　此文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家部分后人的生存状况，因而多写了些文字。二百多年来，我家常为国人念念不忘，实感受宠若惊，我代先人感谢多世父老厚爱，并为自己碌碌无为而惭愧。
　　最后，我要再次衷心感谢以身作则的连海先生，他在这条艰辛之路上的探求与付出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刘墉七世孙　刘士杰
　　                                                                                              2006年8月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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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刘墉——天地之间有杆秤
前面的话：误读“刘罗锅”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呀挑江山，你就是那秤杆的星……”大约十年前，一部名为《宰相刘罗锅》的电视剧风靡中国大陆，许多老百姓对本来并不熟悉的“刘罗锅”——即乾隆朝名臣刘墉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被饰演他的著名演员李保田那机智诙谐的演艺风格所深深打动。更让广大观众记忆深刻的是，以刘墉的政坛对手的面目出现的权臣和珅则更是被著名演员王刚演活了。从此，由他演绎的和珅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这个历史人物的经典造型。
　　在这部电视剧中，刘墉与乾隆皇帝有一层特殊关系：刘墉是六王爷（即乾隆皇帝的六弟）的女婿，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也就是说，刘墉既是乾隆皇帝的干弟弟，又是他的侄女婿！另外，刘墉在剧中是个出身寒微的乡巴佬，还有点驼背。在他中状元之后，他的官位可以说是几经起落，甚至连看城门的小卒也当过……总之，电视剧中的他可以说是跟和珅顶了一辈子牛，并且让乾隆皇帝又爱又厌。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些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在这里先交待：历史上的刘墉，第一，他不是什么状元；第二，他也不驼背；第三，人家更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可是名门之后！最后，他的官位确实数经起落，不过他可没有跟人家和珅顶一辈子的牛，或者说，一直跟和绅斗的人根本就不是他。相反，历史上的刘墉虽然也是一个清官，但是在那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他也做了一些随波逐流的事，这也是我们后人必须正视的，不能随大流跟着电视剧制造的感觉走。
　　既然刘墉没这些经历，那他跟乾隆皇帝总该有些关系吧？因为一般的大臣想青史留名可不容易呀。我们看，根据《清史稿》记载，刘墉这个人，他可不是六王爷的女婿，更不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但是，他们刘家与乾隆皇帝的关系的确不一般，这可是真的。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里这么唱：“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但是，我们读历史的人不能就那么囫囵吞枣地接受，不能电视上演什么咱们就信什么，不能让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受娱乐性的电视剧左右——历史是历史，看完了电视剧，咱们不能丢了书。
　　天地之间有杆秤，历史人物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然而，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到底什么是符合历史情况的，什么是误读，就是我们需要在下面的内容中弄清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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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门之后

　1、汉高祖的同族血脉

　　历史上的刘墉，不是贫苦出身的穷小子，更不是一个“罗锅儿”，而是来自一个历代为官的显贵家族。这支刘氏家族要是只出了几个当官的就罢了，关键是这家人与清初几代皇帝的关系都很不一般。刘墉他们家可以说是大清的忠臣之家，那他们家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清朝为官的呢？这就要从顺治皇帝，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曾祖父算起了。
　　顺治皇帝于1643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1644年入关，那时的顺治皇帝只有6岁。在他的叔叔摄政王多尔衮的操控下，清朝随即迅速实现了对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但是，在清朝的军队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政策不是很对头，所以激起了很多汉族士民的反抗。
　　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便是“薙发令”了。清军入关后，规定所有汉族男子，一律要按照满洲男子的发式一样剃去前额及两鬓的头发，后面束成大辫，并且换上满洲的服饰。这道严格的“薙发令”激起了广大汉族士民的反抗，其中比较惨烈的抵抗事件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
　　当然，刘墉的祖先可没有这样反抗，因为他们很早就归顺了清朝，剃发易服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那么早就投靠清朝，还真是有点儿对不住他们的祖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先一下刘墉的先祖情况。
　　说出来可能会出乎读者们的意料，早在两千多年前，刘墉的先祖与汉高祖刘邦是同乡、同族，刘墉的先祖原来也是世代居住在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今属安徽省）。所以说，刘墉他们家是真正的名门之后，是很有社会背景的。
　　到元末明初的时候，因社会动乱，这个家族迁居到山东日照，到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迁居到山东诸城。所以，我们说刘墉是今天山东人是没错的，对于这一点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里没有说错。
　　虽然刘墉的先祖投靠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清王朝，但是他们对于清朝是忠心耿耿的，用“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句话来形容这个家族，一点都不为过。
　　刘墉的高祖父，也就是他爷爷的爷爷刘通，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便已经考中了秀才。但是，当清军入关的时候，刘家率先归顺了清朝。在清朝急需用人之际，归顺了清朝之后的刘家逐渐受到重用。此后的刘家不但在历次的科举考试中接连得中，而且官运也逐渐亨通起来了。
　　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朝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结果一举考中。从这一年算起，到1814年为止，前后162年间山东诸城的老刘家一共出了11个进士和35个举人。
　　刘必显考中进士后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而到了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已官至四川布政使，相当于四川省省长；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员外郎是什么呢，是朝廷的备选官员；江南学政，则是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
　　上述的荣耀还仅仅是老刘家亨通官运的开端，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开始，刘氏一门相继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和“文恭公”刘镮之，这一家祖孙三公二宰相，成为名至实归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其中，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最受清朝重视，官至内阁大学士、漕运总督、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刑部尚书、《四库全书》正总裁等要职，乾隆十九年（1754年）加太子太傅。他死后，乾隆皇帝赐其谥号为“文正”。
　　在中国古代，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死后都要由在世的大臣根据他一生的品行做出评判，并且根据这个评判给出相应的几个字，一般的大臣都是两个字。武将的第一个字是“武”，如岳飞死后的谥号就是“武穆”；而翰林出身的文臣的第一个字一般来说是“文”，而第二个字，就不尽相同了。其中，“文正”这个谥号是评价最高的谥号。
　　文正，按谥法的规定——道德博闻曰文（这里有个前提，谥号曰“文”的人必须是翰林出身，也就是必须在翰林院做过官），靖共其位曰正。也就是说，能够被赐予“文正”谥号的官员，生前不仅德才兼备，而且要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整个清朝一共有八位大臣获得这个谥号。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排在汤斌后面。
　　看到刘统勋这个名字，看过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的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来：这个刘统勋历史上还真有其人啊，而且他竟然还是“刘罗锅”的父亲！
　　中国有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是这句话不适用于刘墉家，他家从高祖就开始发达，直到刘墉他自己家一门三世三公二宰相（这里指的是相当于宰相地位的官职，要知道，清朝是没有宰相的）。要想知道刘墉他们家当时为什么这么兴隆，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刘墉的爷爷和爸爸，因为他们的成功定了日后刘墉当官的底子，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名望，刘墉才能有惊无险地涉过险恶的宦海，成就一段又一段佳话，给后人留下演绎的余地。
　　刘墉的祖父刘棨曾官至四川布政使，他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国朝循吏传》，是八卷本的《历代循吏传》中的最后一卷。《历代循吏传》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的著名大臣朱轼和蔡世远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其中最后一卷就是《国朝循吏传》。这里的“国朝”，实际上指的就是清朝。本书写作的时间是在康熙年间，正式出版于雍正七年（即1729年）。这两个人被雍正皇帝指定为其接班人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的老师。也就是说，乾隆皇帝在当太子的时候通过他的老师的介绍，就已经很了解刘墉祖父的为人了。由此可见，刘棨的声望很不错。
　　提起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估计很多没看过清朝史料的读者对他的了解应该很有限，可能都是从电视连续剧《天下粮仓》里面了解到的。在那部电视剧里面，刘统勋是个刚直的清官，这一点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清官中，刘统勋可以说是官运亨通，他曾官至工部、刑部、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尚书房总师傅等职。由于他清廉有为，一直深为雍正、乾隆倚重。
　　我们看刘统勋当过的这些官：工部尚书，相当于现代的建设部及水利部部长；刑部尚书，相当于公检法三个机构的“一把手”，或者说是现在的“政法委书记”；吏部尚书，则相当于组织部和人事部的领导。
　　再说这个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我们首先看军机大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官职呢？
　　军机大臣，是军机处的官员，而军机处，开始设立于雍正八年也就是1730年前后，其全称叫做“办理军机事务处”，设立于紫禁城内接近内廷的隆宗门里，它是整个大清王朝最为关键的政治中枢机构。军机处的出现，与雍正皇帝对西北地区的叛乱分子用兵有关。乾隆中期，西北地区的叛乱被彻底平定，军机处本来应该予以取缔，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军机处不但没有被取缔，反而是权势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国家最高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只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个官职。它的特点是：一、人员少、权力大；二、办事效率高；三、最重要的是，军机处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与皇帝谈话的时候，连皇帝最信任的太监也不得在侧，而是需要左、右都御史在门外站岗。因此，军机大臣这样的职位可是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的显赫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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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看大学士这个职位。大学士是唐朝的时候开始设立的，最初由宰相兼领，分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四个馆。起初大学士的主要职责是陪着皇帝练习书法、欣赏绘画、欣赏音乐、协助编练舞蹈等。明初朱元璋废宰相后，以儒臣为殿阁大学士，大学士成为内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批答奏章，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清代的大学士是荣誉官职，专以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文渊、体仁、东阁）为名称，设大学士各一人，这六人均为文臣中的最高官位，汉人非翰林出身不授此官（除少数例外）。刘统勋担任的就是三阁大学士中的东阁大学士。
　　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十年（1636年）改原来的文馆为内三院，即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各置大学士一人。清军入关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内三院为内阁，从那时开始，清朝才有殿阁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5年），设三殿三阁：三殿分别是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则分别是东阁、文渊阁和体仁阁。每殿每阁均设大学士一员。清初的大学士官阶为五品，或以重臣兼领，或赐尚书、侍郎职衔。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大学士品级定为正一品，这就使得大学士成为清朝最高的官员，犹如历朝的丞相，品列文官之首。大学士的副职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自乾隆四年（1739年）始有，其品级为从一品。其下又有内阁学士，满六人，汉四人，品级为从二品。
　　翰林院是个官署名称，开始设置于唐朝，供职者称翰林学士。清朝时的翰林院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如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统称翰林。刘统勋担任的就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掌院学士。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翰林院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党校。
　　我们可以看到，刘墉的爸爸刘统勋在世时，官职是非常显赫了：他兼“国务院总理”、“建设部部长”、“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记”以及中央党校校长数个职务于一身，可谓位高权重。在刘统勋如日中天的时候，相应地，刘墉他们家与乾隆皇帝的关系，也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密切程度。纵观整个大清朝，在汉族官员中能像刘统勋这样受到皇帝尊重的，确实是凤毛麟角。
　　有的读者可能会纳闷：这刘统勋到底立过什么大功，让乾隆皇帝这么器重呀？而他的经历与他儿子刘墉的仕途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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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墉家的渊源

　　前面我们提到了，刘统勋他们家这个“刘”，跟汉高祖刘邦那个“刘”，可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的！他们是同乡。不过，到了刘统勋这辈，他们早就不算是徐州人了，刘统勋的老祖宗才是刘邦真正的老乡。
　　那么，刘统勋他们家的老祖宗，世代居住在哪儿呢？大概说来，他们居住在今天的江苏省徐州市——那个时候叫做彭城郡，再后来叫徐州府。徐州府下面有个县，叫砀山县。但是，现在这个砀山县不归徐州了，已经划归安徽省了。砀山县有个大刘村，刘统勋他们家的祖宗在汉朝的时候就居住在那儿。所以，江苏人和安徽人往往会跟山东人争论，说刘统勋和刘墉是我们那儿的人！不过，我还是认为刘统勋是山东人。为什么呢？因为刘统勋的先祖早就搬家了，而且前后一共搬了三次家呢！
　　好好的怎么会搬家呢？我们还要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谈起。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初建的大明江山，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有效地组织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这一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
　　上溯到明朝建立前的几百年，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流亡。一方面，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由于战争不断及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加之游牧民族政权采取了重牧轻农政策，使北方很多地区荒无人烟，民生凋敝。
　　蒙古贵族在中原统治了97年，虽然盛极一时，但不客气地说，在整个元朝各个时期的统治者中，大多数人“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此后，民众的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从1351年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在颖州起义开始，到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帝出亡漠北为止，元末兵乱长达16年之久。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灾和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这一切，都促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地、人相食”。
　　总之，以上种种原因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
　　而在北方的山西和南方广大地区，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我们这里仅仅以山西为例作出说明：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山西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山西南部人口很稠密。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是189万1千多人，河北人口是139万3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403万零四百五十口，比河北、河南两省人口的总和还多。
　　面对内忧外患，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户部郎中刘九臬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建议，采取了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
　　从此，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历时约50年的移民运动的序幕就拉开了。从明太祖朱元璋于1367年十月首次下令移民到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一月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为止，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持续了50年，前后共计18次之多。
　　到了1370年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移民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就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
　　这里我要说一句，根据山东日照刘氏族谱的记载，应政府号召进行移民的应该是刘思源本人。但是，这个记载是错误的。它属于一百多年以后的追记，是非常不准确的。
　　他们搬到了哪里呢？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即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打量了一下那里的地形地貌，只见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看上去是个好地方，于是便在那儿定居下来。后人为那里取名“喜鹊窝”。
　　刘思源的曾祖（或者是高祖）率领下的刘氏众族人，就搬到了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当然，这在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并没有记载。
　　其实，从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搬到山东的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从路程上来说并不遥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域设置看，砀山县大刘村北面就是山东，东面就是江苏，它的西面就是河南，它自己在安徽的最北角，它这个地方是四省交界处，所以说老刘家搬到山东路程并不算远。
　　刘统勋的祖先就这样搬到了日照，其时是1370年。这就是日照西部刘姓的始祖。
　　作于大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日照刘氏家谱，记下了这么一桩刘氏家族的大事：“我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来久矣……委因元社将屋，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我朝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葬在田家董旺庄北岭，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
　　成化（1465～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兴旺的家族和日渐变得狭小的生存空间之间的矛盾，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老大刘承源徙居安丘；老宅西移，改称草涧，老二刘思源迁移到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搭盖草棚居住下来；老三刘接源迁居邱前；老四刘续源和老五刘根源迁居莒县。
　　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1924年刘氏后代修建的一幢石碑证明了这一点。这幢石碑中记载，“始祖思源公……生我二世祖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兄弟八人。”
　　面对日益兴旺的家族，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禧与刘思源留守故里。
　　刘福、刘禄二人同迁三庄刘家沟，刘寿迁到刘家庄，刘诗迁到大朱洲，刘书迁到莒县，与他的叔叔刘续源、刘根源会合；刘忠迁临沂，刘厚迁沂水刘家店（后来刘厚的一个后代又迁居沂水卜全庄）。
　　刘思源病逝后，葬于老槐树底西北侧七米处。古槐树下有了人气，长势更加旺盛，枝繁叶茂。古槐高50余米，粗四搂有余。其中有一年，它竟没生一新枝新叶，村人都以为它枯死了，不料第二年却又生出新枝叶，很快又呈现出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村人甚感神奇，尊为神树。如果有人遇到不顺的事，便携老带幼前来老槐树下烧香磕头，祈求老槐树大显神灵，消祸弭灾，保佑平安。
　　到清咸丰年间，刘墉的后人选址于老槐树东北侧40米处，建起一座刘氏祠堂。遗憾的是，这棵千年古槐于1946年秋被砍掉了。
　　刘福后来因避匪率三子刘恒迁居诸城逢哥庄，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经过几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现在，故里刘禧后人已是人丁兴旺，成为一个有3000多人的大家族了。清嘉庆十九年（1814），刘福九世孙刘墉逝世后10年其族重修家谱时，女性及移居外省、外地未入谱者不计在内，刘氏家族已繁衍14代，其家族已有822人。日照刘氏家谱的发现，不仅重现了湮于史海的一段家族史、民族史，而且续上了刘统勋初立其诸城族谱时所无法上溯的一段历史。
　　刘统勋于1751年，即其祖刘福迁移到诸城县250余年后始创家谱，并在凡例中说：吾家自前明弘治年间始祖讳福公迁诸城后，至祖讳恒公，家谱因遭兵烬，中间世次莫考。故列祖讳恒公为第二世。
　　后来，山东日照刘氏中的一支在刘福的率领下又从日照搬了出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一支单提出来说呢？因为，这一支正好是刘墉的祖先。
　　这次搬家开始的时间，根据日照刘氏族谱记载，是在明朝成化年间。也就是说，刘福是在1465年到1487年间率领日照刘氏中的一支搬离家乡的。至于这次迁移完成的时间，根据山东诸城刘氏族谱中的记载，则是在明弘治年间，即1488年到1505年间。
　　有的读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搬个家还要如此费事，需要几十年？其实不是这样的。根据考证，刘福率领家人开始搬家的时间应该就是在1487年，而搬家完成的时间则应该就在1488年——因为1487年正好赶上明宪宗朱见深病死，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即位，1488年改元弘治。因此，山东日照刘氏族谱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即刘福率领刘氏中的一支于明成化年间搬离家乡，而山东诸城刘氏族谱则记载说刘福于明弘治年间搬到山东诸城。
　　这样，刘墉祖先的一支就在刘福的率领下搬到了山东诸城逄哥庄（现属山东省高密市）并居住了下来，称为诸城东武刘氏。刘福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恒。后来，由于战乱兵灾，刘家族谱被烧毁。从此，刘氏族人对诸城以上刘氏家族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刘恒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刘玳，次子叫刘瑁，三子叫刘瑚，刘墉就是刘玳的后代。刘瑁和刘瑚的后代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没有考证出来。刘玳也只有一个儿子，叫刘思智。刘思智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刘通，次子叫刘远，刘墉就是刘通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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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墉之父刘统勋

　　弄清了刘墉家的家世后，我们明白了，刘墉他们家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从刘墉的高祖开始，他们家开始走官运了。到了刘墉的爸爸刘统勋这一代，官也做到最大了——在清朝，除了皇上，还有什么能比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大了呢？能当这么大官的人肯定也不简单，那刘统勋有什么本事，能让乾隆皇帝这么看重呢？
　　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谈起。
　　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身为皇帝，他成天在想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在乾隆皇帝的内心中，他最想成就的事业就是“三立”。
　　什么叫“三立”呢？“立德、立言、立功”呗。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先生的名字“三立”指的就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立”。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所谓“立言”，就是指皇帝不但要本人文章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不受埋没，能传诵后世，这一点也就是指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功绩，即在皇帝统治时期国家的疆域要广大，政权要巩固，要平定四夷，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天下太平的礼治秩序。
　　要研究刘统勋的仕途，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效力的朝廷是以满洲贵族为统治者的大清王朝。因此，他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他也必须要依据乾隆皇帝的好恶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因此，刘统勋所能够做到的，无非也就是为乾隆皇帝“立德、立言、立功”添光增彩而已。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下面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作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尽行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注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
　　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给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总之，他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乾隆皇帝点头，很是认可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有一次，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服巡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刘统勋发现有人和孩子相对而泣，便惊奇地询问是怎么回事。那群人中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钱拿不出，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费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然后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便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代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
　　到了收料场，刘统勋拜见了该官员。这个官员见他面色细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无疑，于是加倍索取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争辩，某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出，并将其牛车扣留。刘统勋一见某官员的所作所为，比老百姓反映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忙赶回驻地。他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治河工程的很多官员长跪为其请罪。过了好久，刘才命令将其押回，以大杖打了他数十下板子，然后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要弄明白这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的含义——土司制度。明清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并且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其首领，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吏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的。“土司官”对于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取得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由于土司可以世袭，因此往往形成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进行统治。1726年，雍正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政策。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在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也没有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管理。
　　早在1747年的时候，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过清朝政府的同意，就趁机兼并了小金川。结果，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1758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即位后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大、小金川，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然在1773年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果然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的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还是该“撤兵”。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朝廷今后应该怎么办？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后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成为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一个。
　　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圣主，作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尤其懂得思想统治与文化事业的重要。
　　在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的治国效劳。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了典章制度的史籍《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1770年，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下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才有可能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但总纂一职却似乎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召进宫来，廷议由谁担任总纂一职。乾隆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
　　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但纪晓岚在1768年因为“泄盐”案件事发，被充军发配到新疆已经三年了——关于纪晓岚被发配新疆一事我们将在后面讲到。这时，刘统勋觉得正是自己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便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才，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奏来？”
　　刘统勋看皇上急切地催促，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向皇上笑着说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
　　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
　　乾隆听刘统勋说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道：“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
　　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泄盐’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泄盐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工夫，内廷没有纪晓岚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便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
　　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乾隆也在想着，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顺水推舟，于是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1770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刘统勋来说，最大的贡献倒是不在于他担任正总裁，而在于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总纂修官。因为刘统勋不久就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1773年12月，刘统勋黎明入朝，至东华门外，轿子微侧，刘死在轿内，享年75岁。乾隆皇帝亲自前去吊唁，因为刘府大门矮小，他的轿子去掉顶盖后才得以进入。乾隆皇帝十分感动，回到皇宫乾清门，流涕对诸臣说：“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因而死后特赠谥“文正”。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想起了刘统勋一家三代（刘必显、刘棨、刘统勋）120多年来对于大清朝的贡献，终于想起了刘家的第四代——刘统勋的儿子刘墉，于是正式决定，一旦刘墉三年守孝期满，立即将长期外放为官的他调至北京，到自己的身边为官。
　　综上所述，刘墉生长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汉族官员的家庭里面，自然就与乾隆皇帝形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因此，正是从上述角度来讲，应该说，乾隆皇帝自小就与刘墉他们家所有的人都很熟悉。也就是说，乾隆与刘墉双方，在君臣礼节方面，存在着不很严格的可能；存在着双方开玩笑的可能性。这么看，电视剧里的诙谐之事不一定完全没有，至少这样的情节反映了乾隆皇帝和刘统勋刘墉父子的密切关系。
　　有读者又要问了：既然我们前面总是说乾隆皇帝如何如何重视刘统勋，那为什么刘墉却长期以来一直在外为官呢？乾隆皇帝和刘墉他自己分别是怎么想的呢？刘墉回京以后，到底是不是一直跟和珅斗呢？我们下一章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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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刘墉的仕途

　　1、“罗锅状元”之谜

　　由于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说起刘墉这个人物，在一般读者的印象中，总是离不开“罗锅”二字。刘罗锅嘛！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刘墉是罗锅么？
　　相声段子《金殿斗智》里面说，“罗锅”这个称号是乾隆皇帝所赐，乾隆皇帝在赐封刘墉“罗锅”这个称号的同时，还特地为此作了一首诗寒碜刘墉，诗中说：

　　人生残疾是前缘，
　　口在胸膛耳垂肩。
　　仰面难得观日月，
　　侧身才可见青天。
　　卧似心字缺三点，
　　立如弯弓少一弦。
　　死后装殓省棺椁，
　　笼屉之内即长眠！

　　当时，刘墉自然不敢顶撞乾隆皇帝，又想到皇帝赐封“罗锅”两个字还可以每年多挣两万两银子的俸禄，就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赐封，并且回敬了乾隆皇帝一首诗，诗中说：

　　驼生脊峰可存粮，
　　人长驼背智谋广。
　　文韬伴君定国策，
　　武略戍边保家邦。
　　臣虽不才知恩遇，
　　诚蒙万岁赐封赏。
　　别看罗锅字不多，
　　每年得银两万两！

　　由此以后，一般的故事上里（包括影视剧作品和相声）就都说刘墉是“罗锅”了，对于这个艺术加工，我可不敢苟同。为什么？因为太不符合常识了!要回答刘墉是不是“罗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选官标准。
　　在古代社会，选官的标准有很多，既有身体检查，也有政治审查。这两项检查合起来一共有四项标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身、言、书、判”。每一个人都要符合这四项标准，那样才有可能被选拔为官吏。
　　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
　　所谓“言”，即语言表达能力，需要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
　　所谓“书”，即书法，需要字体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
　　所谓“判”，即思维敏捷，需要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过去，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其实，现在我们去某一个单位去应聘，不是也要讲一些相貌条件吗？
　　刘墉既然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考中进士做了官，那必然是在“身、言、书、判”这四个方面都合格之后，才可顺利过关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刘墉年轻的时候，最起码在他考上进士之前，刘墉他不应该是一个“罗锅儿”。但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是不是变驼了，我们就不敢说了。
　　此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
　　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很有意思，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你看，这八个字很形象，以字形比喻人的体形、相貌。
　　“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
　　“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
　　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曾经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八旬，80多岁的人了，难免会有些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上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养。那么，再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玩弄于股掌之中呢？关于刘墉怎么做官，我们还要从他考中进士、开始为官说起。
　　刘墉什么时候考中进士、开始当官的呢？
　　总的说来，刘墉这个人在他们家族的历史上，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晚的。他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时间跟他的爷爷和爸爸相比都要晚一些，他的祖父刘棨是1657年出生的，1685年中进士为官的时候是28岁；其父刘统勋生于1698年，1724年中进士为官时候是26岁；而刘墉生于1719年，1751年中进士为官的时候已经32岁了。此外，他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时间，比他的侄子也要晚一些，他的侄子是27岁考中进士、开始为官的。
　　问题在于，在1751年之前，历史上并没有丝毫记载说刘墉此前干吗去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在他32岁之前，却迟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科举考试。直到1751年，他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这一年，和珅才一岁。这就成为刘墉个人的历史上一个从来没有解开的谜。
　　不管怎么说，刘墉终于当官了。也就是说，刘墉终于具备了与大贪官和珅斗的资格了。当然，刘墉开始当官的时候，最开始的几年里他在北京，在乾隆皇帝身边当官，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就一直是在外地当官了。也就是说，他刚开始在北京当官的时候，还没遇上和珅呢。况且，那时的和珅也太小，还没有上学呢。
　　问题在于，既然刘统勋那么受乾隆皇帝器重，他的儿子刘墉为什么会一直在外地当官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刘统勋本人和乾隆皇帝都不让刘墉在北京呆着。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刘统勋担心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会对初入官场的儿子不利。毕竟自己长期在北京，今天弹劾这个，明天收拾那个，得罪了不少人，自己的儿子长期待在北京，很容易让人抓到把柄，然后再趁机陷害自己全家，到时候得不偿失；而乾隆皇帝则是觉得，刘统勋是自己非常器重的人，如果再把他的儿子弄到身边，会被其他的大臣说三道四，那样给刘统勋带来不好的影响，不利于他的工作。所以，刘墉就只能一直在外地当官了。
　　但是，后来在刘墉回到北京以后，在真实的历史上，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刘墉，真的是一直在跟和珅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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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墉智斗和珅之谜

　　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和考证，我们可以认定，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刘墉，跟没跟和珅斗不好说，但开开他的玩笑还是可以的。比如，很多史料上面就记载着下面的一件事：
　　话说某一年的大年初一，刘墉心想：和珅一定会去皇宫给乾隆拜年，给公主送压岁的礼物，我何不借此机会跟他开个玩笑呢？很快，刘墉想好了一个主意。他披上一身破烂的衣服，满身尽是油渍，走出门去。门外大雪刚过，泥泞满地。刘墉又让人把污水泼在上面，然后站在门边等候，家人疑惑不解。
　　不久，和珅的轿子行经刘府门前，刘墉忙叫仆人到和珅轿前高声叫道：“中堂亲自到敝府贺年，实在难得，乃吾主恭幸。”随又传呼：“主人，和大人来拜年了。”刘墉忙迎出道：“中堂大人到敝府贺岁，下官合府荣幸，请下轿。”和珅只得下轿，心想，我和他寒喧几句也就罢了。哪知刘墉见他下轿，却“扑嗵”一声跪在地上，一下子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按照清朝的礼节，大臣之间若位列平等，就要以礼相待。和珅也只好跪下答礼。和珅当天是特地去拜见皇上的，又是大年初一，穿着非常干净整洁。等到他站起身来的时候，已经是污秽满身。和珅到宫里，在乾隆面前哭诉道：“刘墉如此捉弄奴才，皇上也不过问一二。”哪知乾隆哈哈大笑起来：“你俩平日玩笑惯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在刘墉身上或许发生过。但是，要说在朝堂上公开与和珅叫板，动不动就参劾和珅，这在刘墉的一生中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当官的正直程度而言，刘墉似乎不如他的父亲刘统勋和爷爷刘棨。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他们死后被追认的谥号不同。
　　前面我们讲过，刘统勋死后，被追认谥号为“文正”，这是清朝皇帝在大臣死后所能够给予的最高封号，整个大清朝296年一共才给了8个人这样的封号。而刘墉死后，只是被谥为“文清”。这个“文”的解释同前，即翰林院出身；而“清”字则只能解释为“清官”，就是说刘墉只是不贪婪、出污泥而不染而已，还远远达不到“正”的水平。可见，就连当时的君臣也都认为他不如他的父祖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刘墉在清朝几代为官，也可以说是清朝的重臣，但他并不会真的公开与和珅叫板。
　　说远一点，和珅得势的时候刘墉没怎么跟他斗，反而是和珅在被治罪之后，刘墉开始积极主张严厉处理和珅，这让当朝许多大臣觉得他这种行为有点不太君子。
　　原因之二，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官职和地位始终不对等。刘墉与和珅，二人虽然同朝共事二十多年，并且前者是清官的典型，后者为贪逆之祸首，志异道歧，两相对立，但他俩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是不对等的。
　　清朝沿用了明朝的官职条例，把官员的品级分为九等，每一个等级又有正、从之分，所以又称为“九品十八阶”。
　　下面，我们用不同时期两人的官职和品位情况作比较：
　　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刘墉在这一年二月被授予内阁学士，并在南书房行走，这是一个从二品的官职。
　　有读者会问：南书房行走，这是一个什么官职呢？名字怎么这么怪呀？
　　我们先说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紫禁城内一个房间的名字。这个房间，他既不属于政府衙门管辖，也不是司令决策的中枢机构。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喜欢写词，他为了与翰林院的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就选择了靠近乾清宫西南角的一块地方，盖成房舍待客，名曰南书房。因为南书房接近内廷，地处机密，康熙皇帝经常招呼手下的亲信大臣在此讨论政事，甚至连一部分皇帝的诏令、圣旨也出自其中。从此以后，南书房的地位骤然提高，成为众人瞩目的政治场所了。雍正皇帝设立了军机处以后，南书房的地位有所降低，但是能够进出南书房的大臣仍然可以说是皇帝的亲信。
　　我们再说这个“行走”。“行走”，属于临时差遣官。清朝把一些随时设立、随时取消的机构里面的官职称为“行走”。但是，问题在于，南书房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才被取消。其旺盛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南书房行走，就是可以自由进出南书房的意思。
　　因此，我们从刘墉担任“南书房行走”这个官职可以看出，乾隆皇帝还是非常信任刘墉的。我们下面再看看和珅在同年担任的官职，然后再评价他们俩到底谁更受乾隆皇帝信任。
　　和珅则在这一年的正月任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这是一个正二品的官职，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已经是从一品的官职了。
　　就在1776年这一年，58岁的刘墉担任南书房行走，而27岁的和珅则担任军机大臣——历史可真会开玩笑！这下请看，乾隆皇帝更加信任谁，一目了然。
　　我们再看随后几年的情况：
　　四年后的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前后，这一年三月，和珅被授予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御前大臣兼都统，这是三个从一品的官职；同年五月，乾隆帝将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许配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君臣成为亲家，并授和珅为领侍卫内大臣，这是一个正一品的官职，兼理藩院尚书。
　　刘墉在此前两年升迁为户部右侍郎（人家和珅4年前就当过这个官了）和吏部右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这是两个正二品的官职；到此后一年升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职。
　　1784年后，也就是乾隆四十九年以后，和珅又担任了很多官职，且都是正一品或者是从一品。他于1784年七月被册封为一等男爵，1788年被册封为忠襄伯爵，1795年以后乾隆皇帝又晋封其为公爵。在古代，册封的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其中，公爵最高，男爵最低，并且公爵、侯爵都是超一品的官职。
　　刘墉在1784年以后也担任了很多官职，但都是从一品。直到嘉庆二年，也就是1797年三月，他才授体仁阁大学士，这是一个正一品的官职，比人家和珅迟了17年！而且，刘墉升为大学士后，始终未能进入军机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刘墉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有能够获得爵位，他“文清公”的爵位则是在他死后由皇帝册封的谥号。
　　由上可见，和珅的职务和地位始终高于刘墉。和珅要么就没跟刘墉同朝为官，要么就当大官，让比他大31岁的刘墉望尘莫及。
　　因此，刘墉与和珅虽然同朝共事二十多年，但他并没有真的与和珅公开叫板，至多是“不依附之”。
　　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也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既然刘墉有这么好的口碑，那他到底是怎么当官的呢？大名鼎鼎的刘墉，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就真的从来没有与和珅对抗过么？我们后面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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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真实的刘墉

　1、身不由己的刘墉

　　前面说刘墉与和珅的官职和地位始终不对等，这是为什么呢？刘墉比和珅年长31岁，他当官的时候和珅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孩，那到后来为什么他的官职和品位始终都比和珅低呢？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便不难看出，决定刘墉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官职和品位始终超不过和珅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两个人属于不同的民族。
　　刘墉是汉族人，和珅出身满洲。虽然，我们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最高统治者嘴上都说“满汉一家”，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根本做不到。比如，乾隆三十五年，也就是1770年，乾隆皇帝任命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出任大清朝有史以来第一个由汉族人担任的首席军机大臣，而此前这一要职全由满人出任。从1644年清军入关以来直到1770年，这已经是126年过去了，谈什么“满汉平等”呀。
　　因此，乾隆帝对刘墉的信任程度永远无法与和珅相比。满洲贵族以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面目入主中原，向来重用满族贵族，而和珅又善于逢迎，讨圣上之欢心，加上他“面貌俊秀，性情温顺，举止从容，且口齿极其伶俐”，因而乾隆帝对其宠爱超过任何一位大臣，史称其“宠任冠朝列”。在这种情况下，刘墉不可能与之平起平坐，即使他非常不满和珅的作为，也无法与之对抗。
　　第二、两个人的相貌不同。
　　虽然，皇帝本身的相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看过乾隆画像的读者可能会有印象，乾隆皇帝的相貌还是很俊秀的），但是他可以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把像和珅一样的长相俊美的人员调到自己身边。对于乾隆皇帝来说，他肯定不会把一些虽然非常有本事但是长相不好看的人经常带在身边。
　　和珅毕竟是当时的“满洲第一俊男”，漂亮程度肯定超过了刘墉——而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乾隆皇帝喜欢和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刘墉，不管他是否真的是“罗锅儿”，最起码他在为官以后没怎么注意对身体的保养。
　　有的读者会说，乾隆皇帝喜欢俊男靓女，这没有问题。但是，他还不至于因为别人长相不好看就非常讨厌人家吧？在真实的历史上，乾隆皇帝还真是这么挑剔的一个人。比如，除了和珅和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之外，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福康安、王杰、董诰也都是当时公认的美男子。
　　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纪晓岚，就是因为这个相貌问题而不太受乾隆皇帝的宠爱。根据史书记载，纪晓岚的长相有三大缺点：长得丑，近视眼，口吃。正是因为如此，才华横溢的纪晓岚从来没有得到乾隆皇帝真正的重视，他的政治抱负也一直得不到舒展，只能做做乾隆的词臣，给他写诗解闷。
　　从这方面来说，刘墉之所以比纪晓岚受到重视，也只是因为：第一、刘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几朝元老；第二、他的相貌虽然不能说是英俊，但总要比纪晓岚的口吃、近视要强一些。
　　第三、两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
　　刘墉一家，世代书香门第，名门望族，都是科举出身，到刘墉这一代是四代进士；和珅则可以说是个破落贵族，自幼屡遭磨难。
　　刘墉一家留给刘墉的任务就是守成即可，不要求有所突破——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所突破，可没有比军机大臣还大的官了。
　　因此，刘墉的个人抱负，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是“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有儿辈承担。”“山水有情娱永日，古今无尽寄长年”；“闲中觅伴书为上，身外无求睡最安”；“有猷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猷：Yóu，计谋，打算）。这些才是刘墉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而和珅一家留给和珅的则是一句古语——“不成功便成仁”。
　　守成，因为有后顾之忧，就会出现畏首畏尾、前怕狼后怕虎的情况；进攻，讲究的是战略战术，讲究的是兄弟二人文攻武卫，迂回包抄、互相配合。正如前些年流行的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我是流氓我怕谁》，管他呢，大不了同归于尽。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家和珅拼得起，你刘墉拼得起么？
　　刘墉一家，四代进士，官是一代做得比一代大，可以说是世代为官了。但是，刘墉也好，他的父亲刘统勋也好，也是经常遭到一些年轻官员的弹劾。在这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刘墉一家的状况似乎与大学士阿桂一家极为相似。阿桂从他父亲阿克敦的经历中，他得出了一条官场中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在官场中，轻易不能得罪其他官员，尤其是象和珅、和琳这样的现在很年轻而将来可能很有作为、很有前途的官员，千万不能因为自己一时占据强势而忽视别人。这个游戏规则实际上也是刘墉从他父亲和他自己的经历中获得的经验。
　　正是因为以上两点，造就了刘墉为官圆滑的特性。对于这一点，很多读者也许没有想到。话说回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能因此而责怪刘墉。在以上的情况下，刘墉能够做到不受和珅的拉拢，不与和珅结党，不与和珅同流合污，同朝共事而有所距离、有所分寸，已属不易了。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为官圆滑是很多官员的选择，这是保住官位和身家性命的不二法门。刘墉在做官的时候，很是小心谨慎。他的为官哲学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由自家人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的。难道，刘墉和他的父亲刘统勋在为官的时候真的曾经受过打击么？下面我们看看刘墉到底是如何为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