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外交官的“先进”与“落后”之争

遨翔天地间

“先进”与“落后”：晚清外交官们的东西方文化之辩

      李欣然

晚清第一任驻英法公使（1876-1879年）郭嵩焘与其副使刘锡鸿在欧洲闹翻，是近代史上一个颇为知名的事件。由于郭嵩焘一直被视为晚清“先知先觉”式的人物，刘锡鸿则被当作极端的顽固派，郭、刘的不和常被视为“先进”和“落后”之争，甚至由他们后来的纠纷反推至二人出使之前就已不和。殊不知，如果两人一开始就思想悬殊、关系紧张，郭嵩焘岂能将刘锡鸿引为同道，主动奏请带其出使？如果刘锡鸿是那么“顽固”、“落后”，又岂会在人人视出使为畏途之时，毅然随行？郭嵩焘在双方闹翻后仍说刘氏“于洋务亦若粗有知晓”，可见两人在见解上其实颇有共享之处。因而，对刘锡鸿的观点以及两人不和的缘故，或许还另需一番考察。

郭嵩焘
刘锡鸿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庸庸碌碌之辈。郭嵩焘在二人交恶之后，一则言刘氏“平日稍习史事”，再则言其“论说纵横似有学识”，三则言其“有任事之力，议论识解亦稍异人，文笔又复优长”。郭嵩焘于学识文章皆自视甚高，他在两人反目之后仍能作如此言，亦足知原来于刘氏之学问见识，甚为推许。

刘锡鸿
两人的交往始于同治年间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时期。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复起入京，刘锡鸿恰在京任官，于是二人又有往来。光绪二年马嘉理事件期间，郭嵩焘准备自荐赴沪交涉时，更是刘锡鸿极力劝阻，至于“愤切以争”；然而郭嵩焘却言其“于洋务颇有见地”，其所以争，“盖所见原自高人一等”。

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观点，刘锡鸿都和郭嵩焘十分相似。当时许多人对待西人都“以其为洋人也，而异视之”，或“惊畏之”，或“以愤气迎之”，刘锡鸿则和郭嵩焘一样相信“夫洋人固犹是人，可以情理喻者也”，“能视之如中国寻常人，平心定气，以与相接，则无坚不破矣”。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机器船炮只是末事，其本在朝廷政教，刘锡鸿也认为“今之言自强者，辄云仿用西法。然西洋与英国之自强，即是以养民为先务”。郭嵩焘在被清议斥为“不容于尧舜之世”时，身边却有刘锡鸿这样的朋友，难免会有一种患难知己、惺惺相惜的感觉，甚至认为“两心相印碎，再索解人不得”。正值郭嵩焘与原定作为副使的许钤身不和，他乃转请以刘锡鸿作为出使英国副使，并在光绪二年秋冬间跨越重洋，共抵伦敦。

从上述观点来看，刘锡鸿既不“顽固”，也不“落后”。而这些观点在他到达西方后，也进一步得到印证。比如，使节的跟役在伦敦为醉汉欺凌，当地市长辄从重处罚之，习见西人在中国“逞强”的刘锡鸿，于是看到了英国“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至于英国的政教，刘氏更是极言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人人有学有业，“里无闲民，门无偷盗。入其市则百货入山，千夫汗雨；行其野则美材环荫，牧养成群”，“西洋兵力之强由富足基之。然其富非倖获也”。这样的观感和郭嵩焘并无差别。

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思想是有差别的，但差别并不能从“先进”还是“落后”中寻求，而或别有所在。从郭嵩焘一方说，当时的中国人常将西方视为与中国不同的夷狄，郭氏则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借论西方传教士而批评中国疾声攘夷的士大夫曰：“教师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士大夫议论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其本源已自殊绝，宜其足以病国也。”郭嵩焘屡屡大声疾呼，其志在力矫中国士大夫“拒求同于己”的做法，而意欲“化异己而使之同”。也就是说，当其他人仅注意到中西差异一面时，郭嵩焘的独特之处在于看到了中西相通的地方。这使他在出使前就能意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这种观点的突破性，不止是一般认为的从“器物”层面进至“制度”层面去认知西方，更在于它意味着西方的富强并非基于和中国不同的道理，中西文明本质上是可以相通的。也正因具备了这种眼光，才使得郭嵩焘在出使中能看到西方有道，甚至意识到“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的景象。在他的视野里，“道”是超越而贯通乎中西的，所以他甚至能接受一种西方有道、中国失道的景象。

郭嵩焘的眼光，暗寓着对中西相通一面的侧重。与其相比，刘锡鸿虽然同样认识到了中西之间具有共通性，但在他看来，中西的差异并非因此就无足轻重，或者因此可以泯灭；相反，差异仍然需要得到尊重与维持。这是两人的分歧所在，也是造成两人从互相赏识到彼此龃龉的思想原因。
以两人对科技的态度差别为例。郭嵩焘在英国注意到了西方仪器“其中皆具有学问，可以推知其由”，而意识到西方“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从“术事”到“学问”是一个很关键的连接，因为这样一来，西方的“器”/“术”就不仅仅是“奇技淫巧”，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也就不再是“舍本逐末”，而是需要正面提倡的“学”。与此相比，同样连日参观西人的电学、热学等实验的刘锡鸿，却仍然在其《英轺私记》中认为“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其用可制一器，而量有所限者也”。其评价与郭嵩焘并不一致。
然而，如果刘锡鸿的议论如果只是如此，则亦无甚稀奇。但刘氏着重指出了英人因为有此实学，“其于中国圣人之教，则以为空谈无用”。接下来，他花了很长的篇幅，着力辩驳圣人之教并非“空谈无用”。

为了辩驳这个问题，刘锡鸿从根本处开始梳理中国的圣人之教。他力申“圣人之教，仁义而已”，“仁义之道，矢之于口，则为嘉言；践之于身，则为懿行；而其大用，则维持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五伦”。在长篇论述中国圣人之教后，刘锡鸿又将话锋转向了西方，指出西方也有仁、义之发端，当“因其所明推之”，而不是“一意讲求杂技，使趋利之舟车、杀人之火器，争多竞巧，以为富强，遽谓为有用之实学”。这样，刘氏反驳了“无用”之说，而以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实际上，如果西学只是“杂技”，就无需刘锡鸿如此大费周章地予以辩驳了。他从仁、义、五伦开始梳理圣人之教，已经回归到了非常基础的层面。而需要从大本大源处来重新梳理，表明他已经感觉到了西学有可能给圣人之教带来根本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嘴上虽说西学只是“杂技之小者”，但心里已经警觉到了兹事体大。一般鄙夷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者，或许没有刘锡鸿这么大的危机感。

就对西学的危机意识而言，郭嵩焘的危机感甚至不如他所反对的鄙夷“西器”者，更不必说刘锡鸿。郭嵩焘能因西方科技“其中皆具有学问”而欣羡叹赏，这在刘锡鸿处，则是全然混淆了“奇技”和“仁义”。刘锡鸿的梳理，实际在有意拉开圣人之教和“英人所谓实学”的距离。
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刘锡鸿还从“实学”的问题引申到了“富强”上去：
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此其理非可骤语而明。究其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治本,道固万世而不可易。
刘锡鸿和郭嵩焘一样意识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其富强有密切的关系。但这样一来，不啻于在以仁义立治本的圣人之道之外，又有了第二条由奇技致富强的道路。他极力要否认第二条道路具有正当性。
也就是说，刘锡鸿并不单纯以夷狄视西方，不认为西人精于器而不知道、惟逞强而不讲理。他对西方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同时的许多中国人。但与此同时，他感受到的西方文明的威胁，也要超过同时人。他的保守性，不在于对西方的无知和盲目排斥，反而因为他充分警觉到了西方可能带来的冲击，所以极力想要维护中西间的差别界限。这一点和认为道超越于中西的郭嵩焘截然有别。

刘锡鸿对中西差别的敏感异常强烈。他正是缘此提出了自己的外交原则：
日本国政令改用西法，并仿其衣冠礼俗，西人皆鄙之，谓摹仿求合，太自失其本来也。“扬武”船带兵官蔡国祥言：宴会洋人，应自用中国器具。彼免冠，我应拱手答之。若舍我而效彼，且反为笑。容闳华官洋服，马格理以为羞。中国之士，有事于邦交者，当鉴此。
《礼记》有所谓“使从俗”，可以说是关于使臣外交原则的古训了，刘锡鸿理应深知。但他在此不惜违反经义，显然缘于对“舍我而效彼”的深切警惕。
刘锡鸿似乎也是如此行事的。丁韪良提及他会不顾西方人的习惯，在正式拜会中坚持用大红帖子。而《清稗类钞》中一则甚为有趣：
刘锡鸿使法时，往往敝衣趿鞋，衣带飘舞，徒步出外。常立于最高桥梁之上，周望四处。其随员谏之，刘怒曰：“予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所言讽刺之意实多，且不知何据。然而它却形象地展现了刘氏在“外邦”时对“天朝”风度的反常坚持。这种敝衣趿鞋招摇过市的可笑举动，背后是对中西文明差别的极度敏感。
刘锡鸿的这种敏感，导致了他和郭嵩焘的许多冲突，在他看来，郭嵩焘“于洋务迁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礼”。后来他参劾郭嵩焘，就说“郭嵩焘之见同舟兵丁亦必起而垂手站立，其在伦敦，虽微末商伙，亦必与握手以为恭……过示卑恭以求悦，不复顾念国体”；“洋人多持伞，郭嵩焘则急索伞，洋人不持扇，郭嵩焘则急于去扇……摹形效色，务欲穷工，不以忘本为耻”。郭嵩焘说他“奉使以后，日与嵩焘争礼数”，盖指此等事情。
更要命的是，刘锡鸿还自命有制约郭嵩焘之职，这也是两人关系紧张的开端。原来郭嵩焘之使英是为马嘉理事件道歉，在英国一方，并不认作公使。因此到英之后作为常驻公使，需要清朝颁给驻扎文凭。而当时国际通行的驻外公使，各国皆主一人，因此刘锡鸿副使的身份尤不被承认。刘氏为此赌气备折，在刚到英国之际就自请撤回。他在奏折中说：“西洋通例，……驻扎公使则各国均只一人，并无副使名目。此次设立公使，系援外洋外国公法，创为此举，原无章可循，似亦可以从众。”副使的身份关系到了刘锡鸿所敏感的中外体制之别，他和郭嵩焘为此也有了一番争吵。但实际上，刘锡鸿私下关切的还是“国朝遣使，皆正、副并行，所以相维制也。外洋于副使则谓之帮办，听驱遣于正使。自出都后，体制从外洋，凡行洋人文件皆单衔，事事无从与商榷”。换言之，刘锡鸿之所以力争此副使之身份，正因其自命有维制正使之职，而不甘“听驱遣”也。最后朝廷乃改派刘氏为驻德大使，但在任命之旨抵英以前，他的身份仍是副使。

而这位副使，遂与正使日益龃龉。任命副使纠纷发生在二人初至英国之时，随后即有禁烟会的争执。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在英国禁烟会的会议上，郭嵩焘作为中国大使应邀发言。他的发言大意“必先由中国能自禁吸食，然后能同英国设法会禁贩卖”。这篇发言由马格里翻译后登于《泰晤士报》。然而报纸所载却与此意大相径庭，而数言禁烟非仅关乎中国，不但有赖英国之协助，更需各国共襄之。后来郭嵩焘从禁烟会及《泰晤士报》上重新得见马格里的翻译答词，“以所译非其意，深病马君”，复自起草函达禁烟会绅，“大意言烟之为害甚大，但中国不先禁绝，不敢以请诸贵国云云”。

而马格里那么翻译并非无因，恰恰主要是刘锡鸿的意见。在此前准备参会时，刘锡鸿曾指出，鸦片源于英国“纵贩卖以播毒”，禁烟之事“是在英人耳，英果欲禁之，无不绝者”。在《英轺私记》里，刘锡鸿说郭嵩焘听而“深韪”之，令他与马格里照译为翻译稿，所以这份翻译稿是刘锡鸿和马格里共同完成的。我们今天尚能见到《泰晤士报》所登翻译稿，其说确实更接近于刘氏之意见。当郭嵩焘从《泰晤士报》看到报道后，和刘锡鸿讨论，还“颇相与争辨”，吵了一架。刘锡鸿所谓的“深韪”，与前后事情不符，两人或许有沟通上的误会。

《英轺私记》
这次争执虽或有沟通不畅的原因，但根本源于二人在对待禁烟之事的态度有别。“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大学》）本是儒生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郭嵩焘“必先由中国能自禁吸食”的主张，也是从这种反思的立场出发的。刘锡鸿更敏感的，却是英国的“纵贩卖以播毒”，对郭嵩焘反求诸己的看法，他并不赞同。
正如在其它外交事件中，刘锡鸿也常持强硬态度，“动与洋人相持，以自明使臣之气骨”。对此，郭嵩焘则感到非常不合适，因“所谓气骨者，以理求胜，无所屈挠”，而刘氏却是“自处于无理，使外人失望”。郭嵩焘的说法展现出两人外交风格颇有差别。

而两人交恶的公开化，是在光绪三年七月的甲敦炮台之游。使团当时原本计划周游英国，初九日到达了英国南部的甲敦炮台。因天气寒冷，郭嵩焘一日忍冻，陪游的英国提督乃取所携之褐氅，披于其身。此事引起刘锡鸿极度的反感，认为郭嵩焘堂堂中华大使，怎可着异族之服（或许容闳“华官洋服”之耻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遂引起两人的激烈争吵。其情形如何，具体不详，但郭嵩焘当天日记里提到了“同行者马格里、博浪，皆为勉强周旋刘君之计，而终日受其陵铄，竟莫测其用心也”，场面相信是颇为难堪的。
两人回到伦敦后，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当时总理衙门汇到英、德使节的薪水，而郭嵩焘却仍按刘锡鸿未为正使时的办法，单衔回咨。这显然触到了刚摆脱副使尴尬身份的刘锡鸿的雷区。争吵逐渐升级，乃有刘锡鸿历数郭嵩焘三大罪之事：“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一、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一、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其时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在国内已为何金寿参劾毁版，现在刘锡鸿訾其“蔑视国家制度，而取效洋人，是为无君”，马上使他把两件事联系到了一起，“初闻骇愕，继乃知其与何金寿遥相应和，以图倾轧”。于是郭氏在光绪三年八月出奏特参刘锡鸿，请撤回其驻德大使之命。九月又奏陈刘锡鸿与何金寿“勾通构陷”自己。待十月刘锡鸿离英赴德之后，第三次参奏其滥支经费。其私意猜疑，罗列琐屑，已失体面。而刘锡鸿得知此参，也以牙还牙，于光绪四年二月参奏郭嵩焘十罪，其中如言郭嵩焘和前任驻华英使威妥玛“闭门密语，不知何所商谍”者，更是深文周纳，凶狠异常。
郭嵩焘在国内则受何金寿参劾，在国外则与刘锡鸿反目，这让他对于使事意兴索然。他一面参奏刘锡鸿，一面疏请求退。而两位驻欧使节势如水火，也给清朝增加了许多麻烦。最后于光绪四年七月，清廷下令以曾纪泽代郭嵩焘为驻英、法大使，李凤苞代刘锡鸿为驻德大使。

客观地说，刘锡鸿作为副使，为郭嵩焘所提携，而不念私情，屡与抵牾，真如王闿运所说，其人“不近人情，而以为率真”。但郭嵩焘率尔参劾，首先将此事传到国内，且至再至三，所参又多猜疑琐细之事，也未免为之太甚。至于刘锡鸿十罪参奏郭嵩焘，则不仅不顾旧日情谊，且有置诸死地之心。最令郭嵩焘寒心的，莫过于十罪的最后一款：“以运使而署巡抚，以臬使而擢侍郎，国家所以待郭嵩焘者，可谓逾格，乃犹心怀怏怏，动辄怨望。”只有曾经知久交深之人，才能如此直中要害。郭氏后来见到十大罪之疏，也以此条为最甚，“是不独毁吾之功名，直尽其生平志事与其为人，极力摧衊之、横被之君父之前”。他在卸任之后“因是决然不敢赴京”。
当时不乏人以郭、刘所争为“乡曲小儿”之斗嘴。但如果深入争执之中，则两人均视此事甚重。对于刘锡鸿而言，使臣之为邦交，切忌“舍我而效彼”，而郭嵩焘却“于洋务迁就卑恭，大失使臣之礼”；作为副使的自己，又有“维制”正使之职。身处西洋的刘锡鸿对于如何维持中华的尊严有着非同一般的敏感，以至于连“使从俗”的基本原则也有所不顾。正因如此，对于郭嵩焘的种种“失礼”行为，他的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至于郭嵩焘参劾刘锡鸿，则更是有所托而发。在和下属的一次谈话中，下属安慰他不必与刘氏计较。他乃力明所以必要一争之故：
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而相与祖述南宋诸儒之议论以劫持朝廷，流极败坏，至于今日而犹不悟，鄙心实独憾之，不惜犯一时之大忌……而举国无知者，乃至被京师一时之诟毁，使此心无所控诉。刘云生皆亲见之，亦饫闻鄙人之议论，于洋务亦若粗有知晓。……至反戈相攻，不遗余力。然则鄙心终无以自明，而刘云生屈身数万里与洋人周旋，而其议论亦如此，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
对郭嵩焘而言，中西之间的区别隔阂是亟需泯除的。他不惜身犯众议，大声疾呼，正是要改变士大夫对夏夷中西的异视偏见。他以为亲历西方、亲见西人的有礼有道，就可以消除偏见；孰知原本以为颇能同心同德的刘锡鸿，却反而仍在坚持那种偏见。如此，则“亦终无复望有能省悟者矣”。对他来说，刘锡鸿的反噬既使自身遭受诋毁，其实更掐灭了他对中国的希望。

实际上，刘锡鸿和郭嵩焘一般批评的那些士大夫，已经有很大的区别。刘锡鸿和郭嵩焘一样，相信中西都是以政教为本，器械为末，这使得他能够和郭嵩焘一样，从中国人认为更根本的地方去了解西方。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对西方了解越深入，却也使他从更根本的地方感受到了西方的威胁。他对中西的差异比郭嵩焘更加敏感，所以他不能像郭氏那么释然地肯定西方，而是嗅到了其中和圣人之教相冲突之处。为此，他感到对圣人之教重新梳理的必要。这种重新的梳理，既是他更深入地感受到西方威胁的证据，也是他应对威胁的手段。
而郭嵩焘的圣人之道是超越中西的。郭嵩焘能够接受一种西方有道、中国无道的景象，表明相比起刘锡鸿，郭氏认知里“道”和中国的关系要更加疏离。对郭嵩焘来说，将“道”视为中国独有的看法，是将原本超越中西的“道”加上了不应有的限制；无论是一般的士大夫还是刘锡鸿，他们对西方的轻视就是对“道”的扭曲。要把扭曲的扳正回来，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不惜大声呼吁人们把目光转向西方。只有先改变人们对西方的贱视，才能重新找回那个超越中西的“道”。或许可以说，刘锡鸿和郭嵩焘在认知西方的深度上，其实相去不远，他们曾互相赏识，或也有此思想原因；两人的差别是在这种深度上，郭氏认为中西相通的一面亟当发扬，刘氏则强调中西相别的一面不可泯灭。二者与其说是“先进”与“落后”之争，不如说是在中西文明的异同关系上认知不同所致。

廖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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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忠奸辩：被时代碾压的顽固派和改革派

            
晚清宫殿

晚清波诡云橘的政治下，有人因为争权夺利而死，有人因坚持信念而死，有人因思想进步而死，也有人因保守封闭而死，然而无论与时俯仰还是逆势而行，对个体而言，命运更多的是无奈。许景澄和徐桐，是晚清两个著名大臣。许长期出任大清驻外公使，眼界开阔，思想开明，徐沉迷醉心“圣学”，思想保守，极端排外。平常，两人顶多是因理念相悖、政见不合而相互瞧不上，庚子事变前后，两人被时代裹挟，成了不同政治势力交锋的最前沿，双双殒命，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回归到了自己的“时代”。

一

晚清顽固派的巅峰人物，前有倭仁，后有徐桐。倭仁有句名言：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意思就是，立国的根本准则，在于崇尚礼仪礼节而不是崇尚权谋欺诈；国家根本希望，在人心而不在奇技淫巧。在倭仁看来，振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学习西方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导致传统文化沦丧。

乌齐格里·倭仁书法

为了身体力行这一信念，他严格以理学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一言一行都要写进日记，批斗自己的私欲，检讨自己的不足，人品操守令人叹服。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西学，反对洋务，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一信念，至死不悔。在弥留之际，他还不忘叮嘱两宫太后勿忘国耻，嘱咐同治皇帝不要认为传统文化迂腐无用。相比倭仁一本正经的顽固，徐桐的顽固则有点无厘头。与倭仁一样，徐桐也是帝师和理学大师，传统文化的造诣没得说。徐桐越钻研传统文化，越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先进优越，博大精深，也越觉得西学是垃圾，是毒草，渐渐地，徐桐将对西学的蔑视和仇恨，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场景中，一切与“洋”相关的东西，都是徐桐狠喷的对象。徐桐讨厌见洋人，每次看到洋人都用扇子遮住脸，也从来不用洋货，不仅自己不用，连家人也不准用。一次，徐桐的儿子徐承煜含着菲律宾雪茄，从庭院飘然而过，徐桐见了大怒，喝道：“我在你就敢这样，我死了，你要胡服骑射（赵武灵王穿胡人衣服、学胡人骑射）做鬼奴吗？”说完，罚其跪在院中暴晒。

生活中如此，工作上亦然。徐桐出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时，狠抓意识形态工作，每天都要告诫翰林和庶吉士们不要用洋货、吃洋药，严厉禁止他们学习西方“奇技淫巧”，门人弟子如果有敢谈论新政的，徐桐见都不见。康有为康圣人1888年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时，就很不幸遇到了徐桐老师，徐桐阅完康有为的卷子，杀人的心都有了，大呼：如此狂生，不可中！没考中的康有为放弃了科举，回广东当起了老师，继续鼓吹维新变法。戊戌变法时，两人再次遭遇，针对维新派的变法，徐桐声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还“欲尽杀诸言时务者”，徐桐不遗余力地反对变法，甚至连光绪皇帝都不放在眼里，他多次斥责光绪皇帝的变法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对于维新派裁撤冗员，改革官制的提议，徐桐扬言：“先把老夫革职，你们再讨论也不晚”。

康有为

徐桐冥顽不灵，对国家富强没什么意义，但对慈禧太后掌权很有意义。晚清朝廷活跃着多个派别，如顽固派、洋务派、清流派以及后来的维新派等，这些派别相互倾轧，彼此制衡，慈禧从中操纵，大权尽在掌中。徐桐四朝元老，帝师，有学问，有影响力，敢喷，是牵制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带头大哥，所以很得慈禧太后之心，历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晋太子太保，拜体仁阁大学士。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以其耆臣硕望，颇优礼，朝请令近侍扶掖以宠之”，徐桐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光时刻。

二

历史无数次证明，像徐桐这种有学问的喷子，搞搞务虚工作还行，出不了大乱子，相反，他们一旦务实起来，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有意废除光绪皇帝，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大统。在询问如何处置废帝时，众大臣都鸡贼地保持沉默，只有徐桐站了出来，提出请太后赏皇帝“昏德公”名号。昏德公是金国灭亡北宋后，赏给宋徽宗赵佶的名号。徐桐的提议好不好另说，但这份忠诚和勇气，令慈禧太后大为赞赏。

之后，徐桐等人奉命拟定了诏书，“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命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意思就是让溥儁继承同治皇帝的大统，故意绕过光绪皇帝，让崇绮和徐桐当帝师，教育、照料小皇帝。崇绮是清朝唯一的旗人状元，同治帝的岳父，与徐桐关系不错，也是保守派。慈禧的废立之举遭到了列强的反对，列强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希望中国政局稳定，对锐意变法的光绪皇帝存有好感——谁知道新上来的是什么货色？为了对付可恶的洋人、扶溥儁上位，以载漪为核心的顽固派决定引入义和团势力。1900年四月，义和团在直隶败官军，杀洋人，拆铁路，声势浩大。载漪、徐桐、崇绮等人奔走相告，摆酒庆祝，他们一致认为灭洋人的时机来了。五月，载漪、刚毅等人放水，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徐桐亲自出城迎接，拉着大师兄们的手，激动的泪流满满，大呼“中国当此自强矣”！之后又亲自为义和团写了一副彩虹屁对联：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性，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杖神威以寒夷胆，农商工贾，于今怨愤能消。

义和团成员

当徐桐和大师兄们谈笑风生时，许景澄正在狼狈地到处填坑。早在义和团在直隶扒铁路时，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的许景澄就曾上奏朝廷拨款修理铁路，载漪等斥责许景澄多事，许景澄又给奕劻（总理衙门大臣，执掌神机营）和荣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写信，请求派兵保护铁路，结果因慈禧态度游移不定，二人没有反应。许景澄为什么不支持义和团“爱国”呢，这得从许景澄的经历和背景说起。

三

1880年之前，许景澄和大清其他参加科举考试做官的人一样，只是他更努力，运气也不差，所以中了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予翰林编修。翰林院是帝国最重要、最高端的人才储备库，所接触的人和事的层次自然非其他地方可比，许景澄进入翰林院后，眼界和阅历大增，他了解到大清外患仍频，国难日亟，于是一改寻章摘句的腐儒习气，开始留心时政，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外交，认为国家大势“必重邦交”。

许景澄

一个有大好前途的翰林，每天不钻研圣贤之道，却琢磨怎么和洋人打交道，脑子怕是瓦特了吧？要知道大约同时期，郭嵩焘因“马嘉理案”出使英国，被舆论骂为汉奸、贰臣，由此可见当时与洋人打交道的风险。许景澄的与众不同，引起了文祥（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注意和欣赏，被大佬内定为使才，也就是外交人才。1880年，清廷任命许景澄为驻日公使，标志着许景澄正式在外交战线上出道。然而不幸的是，因为父丧要回家丁忧，没去成日本。四年后，清廷又任命许景澄出使法德依荷奥五国。从1884年到1898年，除中间因母丧回国丁忧三年，许景澄一直在欧洲担任驻外公使。在此期间，他在德国为北洋水师订购过军舰和军火，和俄国人就《马关条约》借款、帕米尔地区领土、中东铁路修建、旅顺大连湾租界等问题交涉过，其勤勉认真，恪尽职守，忠君爱国，尽最大努力维护了大清的利益。在列强中，最难缠的是俄国，以1891年帕米尔地区领土谈判为例，俄国军队咄咄逼人，外交官蛮狠嚣张，许景澄没有强大的祖国撑腰，“专恃辩论，竞有笔舌两穷之势”，硬扛了三年，才接受俄国人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这一年甲午战争爆发，争议地区已被俄军占领，不接受又能如何？

驻扎在东北的沙俄步兵

和俄国人打了八年交道，许景澄鬓发皆白，《中俄密约》违心签约后，许景澄终于扛不住了，外交救国的理想破灭，身心俱疲之下于1898年请假回国。（使俄至是事，八阅春秋，公鬓发苍然白矣。时事日非，一身将老，每一念之，凄然泣下）回国后的许景澄很快被清廷启用，先后出任总理衙门上行走，吏部左侍郎，京师大学堂（前北京大学）总教习、管学大臣，督办全国铁路。许景澄或许不知道，在晚清这种局面下，外交固然难搞，但总不至于要命，而一旦在国内搞政治，刀光剑影，避无可避。

四

长期在国外生活，只要不是心瞎，都能看到大清和欧美的巨大差距。许景澄驻外多年，见识欧洲的进步和强盛之后，痛感大清的落后和衰败，因此主张大清学习西方，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

陆徵祥

陆徵祥（民国著名外交家）21岁进入北京同文馆学习俄文，从1893年开始，陆徵祥长期出任驻俄使馆翻译，是许景澄的学生和下属。一次，许景澄见到陆徵祥在念八股文，于是对他讲：你应该学习国际法、外交史等新知识，我当年只是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现在早就弃之不用了。由此可以看出，许景澄对八股取士以及传统教条式的东西不以为然，而是向往西学和时务之学，渴望大清和国际接轨。如果要给许景澄贴个标签，最贴切的应该是开明的改革派。显然，许景澄与徐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以前执掌翰林院的时候，徐桐就不喜欢许景澄，他曾告诫看门的，如果许景澄来拜见不许通报（与许景澄有隙，亦榜其名，戒门者不许通刺）。许景澄回国后不久，正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围绕如何对待义和团以及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各派人物纷纷登场，演绎出了晚清最刺激、最悲壮的一幕。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慈禧曾召集群臣开过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处理义和团。据《拳乱纪闻》记载，当时大臣们摸不清太后的意图，都不明确表态，只有徐桐叩首力争，大呼义和团扶清灭洋，是大清义民，不应该剿杀，挫伤他们的爱国志气。

慈禧认为徐桐是老臣，所言应该不会错，决定招抚义和团——这也是载漪等引义和团进京的背景之一。很快，载漪一党伪造各国公使照会，照会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皇帝，慈禧本来就对洋人干涉立储不爽，接到照会后震怒不已，立即召集大学士、六部、九卿开会。

五

晚清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出现了。大臣们看过照会后，都不敢发言，许景澄第一个站出来，说道：中外国交往几十年，老百姓和洋教的摩擦每年都有，都是赔偿了事，但是杀使臣各国都没有先例（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甘军杀死)，现在拳匪每天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伺机而动，一旦酿成大祸，置朝廷和百姓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声援许景澄，说道：纵容乱民，局面将不可收拾，内讧外患一起到来，到时候如何处理？户部侍郎长萃大声打断道：不是乱民，是义民！载漪、载濂、溥良等宗室大臣纷纷附和道：人心不可失！光绪皇帝发言了：人心不足为凭，只会更加添乱，现在都喜欢叫嚣打仗，难道忘了甲午的教训？列强的力量，强于日本十倍，一旦围攻大清，拿什么抵挡？

甘军首领董福祥

载漪反驳道：董福祥平回有功，他抵挡洋人可以无敌。光绪不屑道：董福祥骄纵难以驾驭，何况洋人武器犀利，军队精锐，远非回人可比。双方相持不下，只得休会。之后，载漪、刚毅上书慈禧，声称：义民法术神奇，足以报仇雪耻！载濂附和道：机不可失，敢有阻挠者请斩之！徐桐这次没有出头，而是在幕后运作。果然，不久慈禧下旨命徐桐、崇绮、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清廷的大权转移到了顽固派手中。局面越来越失控，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期离开北京，德国公使克林德前来交涉，被载漪的虎神营击毙，董福祥也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再次召见群臣，打算对外宣战，许景澄、袁昶等恳求太后淡定，冲动是魔鬼。载漪大骂反战派是汉奸，徐桐的心腹启秀从靴子里拿出早就拟好的宣战诏书呈给慈禧，慈禧大悦：正合予（我）意！

东南互保省份

就这样，大清正式向洋人宣战了。朝廷下旨，命令各省督抚杀洋人，但是山东巡抚袁世凯和东南各省大佬认为朝廷神经病，拒不奉诏，这就是传说中的东南互保。六月一日，长期坐镇幕后的徐桐出现了，他联合崇绮上奏，声称洋人欺压残害大清，现在报仇雪耻的时候已经到来，建议给各地督抚下令，让各省百姓见洋人就杀，信教的中国人就地正法，如此，异类可除，天下天平！此言一出，各地杀洋事件层出不穷。此时，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回京，向慈禧汇报了东南互保的情况，并建议杀一两个大员震慑一下这些不听话的家伙。这时，许景澄坐不住了，他联合袁昶冒死上了一封密折，将顽固派成员全部弹劾了一遍，说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成性”，启秀“胶执己见，愚而自用”，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这些人是酿成大祸的罪魁，建议处以重刑事，力保和局。

慈禧读罢密折大怒，决定拿许景澄和袁昶开刀，震慑东南互保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荣禄想求情，被慈禧喝止，徐桐加了一把火，说二人其罪该死，崇绮也补刀，说惩处这俩汉奸，以儆效尤。六月初三，许景澄和袁昶问斩，监刑的正是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据说现场就他很嗨（色独喜）。五天后，远在广东的李鸿章获悉这一情况后，感叹道：成何世界！联军打进北京后，徐桐藏了起来，儿子徐承煜看不过去了，说：你庇护拳民，早就上了各国的黑名单，洋兵肯定不会饶过你，如果你被抓住了，全家都要跟着遭殃，如果你死了，可以成全美名，消解洋人的恨意，还能保全家人。徐桐觉得儿子的话很有道理，自缢而死，享年八十二岁。

六

庚子事变中，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五大臣因反对排外宣战而被杀，事后，支持排外宣战的顽固派也被一锅端，死的死，流放的流放，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悲剧。平心而论，徐桐不是一个坏人，他饱读诗书，性格刚介，忧国忧民，身居要职几十年，没留下什么私产。他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的愚蠢和封闭，因为他不识时务却走上了需要识时务的岗位。曾有人问徐桐：拳民凭妖术逞一时之能，难道真的能依靠他们对付洋人？徐桐回到道：轮车、电邮、机械都出自洋人，这也是妖术，就像治毒疮一样，以毒攻毒，病就痊愈了。这人又问道：中堂大人能保证洋人一定能战胜洋人吗？徐桐答道：拳民是神，洋人是鬼，以神对付鬼，岂有不胜之理？

一个人严重脱离了时代，岂非要被时代抛弃？从这个角度讲，徐桐确实该追随他的向往的那个时代而去了。他，死得其所，只是生前祸害了一大批人。许景澄也是脱离时代的人，他没有被时代抛弃，而是被落后的时代反噬。与其眼睁睁见到理想破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衰败的国家无底线地沦陷，死亡，或许是一种较好的解脱，虽然没有谭嗣同那样壮怀激烈，但一样可敬可叹。或许命运自有安排，许景澄早年赶考时，因病没考成，失望之余，突然来了灵感，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朋友都认为不吉利，许景澄只是笑笑。“算今生犹多未了缘，顾他不得；愿来生莫做有情物，还我本真。”

遨翔天地间

这两篇文章都是介绍晚清时期改革与保守和先进与落后之争，在那个时代弄不好就丢了官，甚至连性命都难保。

用现代语言表达，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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