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23-12-29 11:50 编辑
为什么巫术才是中国独特传统的核心根源
李泽厚
【导读】人类各文明体都经历过形形色色的混沌时期，理性未明之前，巫术、原始宗教与崇拜普遍存在。而“巫”则是中西共有的一种理性蒙昧形态。西方在基督教兴起后，通过女巫审判等方式去除了巫术残存；而中国的巫不仅形成了民间巫婆神汉的小传统，更形成了庙堂礼制的大传统。本文作者认为，相比西方人对生前生后“两个世界”的不同认识与期待，世俗性更强的中国人，通过“巫”将生前与生后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祖先与后嗣享有家族延续的责任与义务，从而生活在“一个世界”中。远古中国，大巫往往是大王，神权与王权高度结合；古代中国，巫被理性化为一套复杂系统的礼制，通过“尽人事、听天命”维系共同体之间的稳固关系，在“祀与戎”中为族邦抢占先机，从而形成伦理、政治、宗教三位一体的思想形态。本文原载《寻求中国现代性之路》，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由巫到礼》，这是个很难讲的题目，因为牵涉到上古史，材料不够，我自己研究得很不够，学术界好像也研究得不够。这是个非常重要，却被忽略掉的问题：所以的确值得讲一讲。特别是这个问题与中国整个文化、中国整个哲学的特征，很有关系，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哲学有什么特征呢？当然有很多了。例如，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一个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 尽管我不同意这位学者的看法，但我认为他抓住了这一个要害。中国《诗经》里面有骂天、埋怨天的话，说天不可相信。包括今天老百姓常说的“老天瞎了眼”，直接就骂天，也没感到什么特别。中国没有创造主这个概念，没有上帝造人的观念，认为人就是父母生的，所以骂骂天也没有什么，但不能骂父母。人的地位这么高，这一现象，很多学者都指出过，问题是它怎么来的？ 还有，中国为什么到现在，历史这么悠久，始终没有形成那种绝对的、全知全能、主宰一切、远远超乎一般世俗生活经验之上的一种神，像犹太教的神，基督教的神，伊斯兰教的神。中国老百姓相信的关公、妈祖、观音菩萨，都是跟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们本来就是人，由人而神，人神同质。关公本来是关云长，是个人，妈祖也是，对不对？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始终没有形成那种开天辟地的绝对神、至上神。犹太教在宋代就传入中国了，现在开封附近还能找到犹太人后裔，但犹太教没有了。 基督教大家都知道，明代也传到中国，但至今在知识分子里面形成不了普遍信仰。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不像伊斯兰教每日五拜，天主教每饭谢恩，基督教七日去教堂听经祈祷，等等。所以墨子早就骂儒家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 讲中国是“一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与对鬼神的态度一样，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也是相当模糊的、笼统的、不明确的。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世界似乎并不比这个世界更重要、更真实，相反，另一个世界倒似乎是这个世界的延伸和模仿。人死了，古代要埋明器，现在就烧纸房子、纸家具，让死人继续享受这个世界的生活。另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差别，另一个世界实际是为这个世界的现实生活服务的。中国人很讲实用，很讲功利，到庙里去烧香的，求福、求子，保平安、祛疾病，都是这个世界的要求，为了一些非常世俗的目的，很难说是真的为了拯救灵魂、洗清罪恶，等等。为什么？这些文化上面的特征，是怎么来的？安乐哲（Roger T. Ames）《孙子兵法》一书也指出，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两个世界，中国是一个世界，但没说这是怎么来的。 拿哲学来说，西方从希腊哲学到海德格尔，Being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是最重要的了，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但是到现在为止，中文还不能很好地翻译Being这个词。有人翻译成“存在”，有人说应该翻译成“是”，学术界始终有争议。为什么？对中国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特别重要，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并不追求某种永恒不变、最高本源的“真实”世界的“存在”（Being）。相反，中国人是讲究Becoming，讲究生生不已，《易经》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这个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就是真实的、重要的、本源的，所以讲change，不讲什么Being。 中国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在柏拉图的对话里面，“美”不是一个美的姑娘，也不是一个美的盘子，它是美本身。What is beauty，什么“是”什么，中国人好像讲得比较少，而总是讲How to，How to do，干什么，怎么做。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仁”讲得很多，讲了一百多次，但是仁是什么，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定义，总是这样做算仁，那样做算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做，这也就是宋明理学讲得很多的“工夫即本体”，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特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在我看，就跟中国这个“巫”的传统大有关系。但为什么这么有关系，今天却被忽视掉了呢？包括学术界、学者们，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想原因之一，是一般提到巫，就想到民间的巫婆。witch,中世纪的西方也有嘛，中国讲是迷信嘛，那当然是很次要的了，所以不重视。在中国古代的记载里有巫祝卜史，也都不是很大的官，巫也就慢慢进入小传统、民间，后来与道教合流，变得不重要了。在贵州有一种傩文化，戴着面具，跳各种各样的舞蹈，现在都还有。这个现象在春秋，在孔子时代就有了。《论语》里有这么一句话，“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乡人跳傩的时候，孔子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东面的台阶上。孔子为什么穿着上朝的衣服站在大门外面呢？是表示尊敬，表示对巫术舞蹈的敬意。孔子为什么要对它表示敬意呢？因为它来源久远，而且曾经地位非常之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本是大传统的重要核心。 从内在心理方面说，“德”“敬”作为主观心理状态都与“巫”有关，是由“巫”演变即理性化之后的产物。它们把巫术中有关“爱”的迷狂情感和神秘魔力理性化了，成了世俗化和人际化的道德、品格、心理。所谓“理性化”也就是将理知、认识、想象、了解等各种理性因素渗入、融合在原始迷狂情绪之中，并控制、主宰这种迷狂，成为对人们（首先是首领、巫君）的行为、心理、品格的要求和规范，这也就是上面已强调过的巫的情感特征的转化性创造。但是，“鬼神乃二气之良能”“思之思之，鬼神通之”，特别是宋明理学受佛教影响，大讲半日静坐、孔颜乐处等等之后，便又把这种巫术通神、上天的神秘经验在后世传承甚至更加张扬出来，甚至到今天。在哲学上，牟宗三讲“智的直觉”，冯契讲“转识成智”，都可看作是它的展现，即以超出或超越理性的方式去获得真理、感受生命、“体知”天意（或天命、天道）。 孔子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命，孟子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的自信，但我以为，这里重要的恰恰是将原始巫术的上天、通神的特色，转化性地创造为对世间人际的一种饱含情感而又理性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即对所谓天命、天道、天理、天意的承担。正如巫的上天、通神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求雨、救灾一样，儒家的“内圣”也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为了“外王”。孔子所说高于“仁”的“圣”，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巫的上天、通神的个体能耐已变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情理结构，巫师的神秘已变为“礼—仁”的神圣。这神圣不在所崇拜的对象，而就在自己现实生活的行为活动、情理结构中，这才是要点所在。文天祥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巫史传统承续下来的，就是这种理性化而又饱含情感的情理结构：一方面是超脱世俗、回归自然，上下与天地同流，另一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其不可而为之。总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是对原始巫术的外在理性化，孔子“归礼于仁”则是承继周初的“敬”“德”而将之内在理性化了。这也就是“由巫到礼”“由礼归仁”，即巫的内外理性化的中国传统。 记得几年前在一次对谈中，我说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喜示中西之同，葛瑞汉（A. C. Graham）好揭中西之异，我倾向于后者，因我觉得明其异才更识其同。我强调巫的理性化，一直不赞同说中国早已政教分离，古代巫术已进化到宗教，巫已消失，也不赞成韦伯（Max Weber）的脱魅理性化必须在近代，也不接受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轴心突破说。我强调认为，巫进入礼，以后释礼归仁，其基本性格（情感性、活动性和人的主动性）仍然存在，即所谓“性存体匿”。西方神学正统不讲人与上帝合一，只有人去皈依上帝，上帝全知全能，甚至不可认知而只能信仰。中国则是，天也要讲道理，天也得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甚至人可废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等。因为，天道即人道，而且天道来自人道。由此也可见中国是一个世界，西方是两个世界，所以只有中国才有“天人合一”，而不同于西方的“神人异质”，不同于希腊与希伯来的理式与现实、天堂与俗世、灵魂与肉体的截然两分，前者为本源、真理和道路，后者只是模仿、堕落和罪恶。中国巫史传统没有这种两分观念，才可能发展出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它追求中庸与度，讲求礼仁并举、阴阳一体、儒法互用、儒道互补、情理和谐，显然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上帝至上、理性至上。 “由巫到礼”的理性化，当然不止于儒家，我在《美的历程·先秦理性精神》和《说巫史传统》里都突出提到和论列了道家及各种思维范畴，今天就不详细讲了。大家如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那些文章。 我一开头说，“由巫到礼”是一个比较难讲的题目，而它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因为研究得很不够，我只能就其重要性即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源头性的特征这一点提示一下。最后我想用几段过去的话来作结尾。 “周礼是什么？一般公认，它是在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本文认为，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作为早期宗法制的殷周体制，仍然包裹在氏族血缘的层层衣装之中，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直接从原始文化延续而来。”（《孔子再评价》1980） “礼仪即人文，它本是任何远古民族都具有的神圣制度，通由它团结人群，巩固秩序，建立人性。它最早是巫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生产，亦人类最早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此，人类行为的整个领域，皆被纳入巫术性象征主义罗网中’，‘即使最轻微的背离……都将导致整个仪式无效’，‘美洲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形式时，唱错曲子的人立即处死，以免神灵生气’（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在中国，如何由远古这种巫术仪式逐渐演化推进为殷商礼制，即如何逐渐理性化和政治化（在中国，这两者是同一过程），宗教性与政治性如何组织结构，乃上古思想史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 如前所说，我以为，中国巫史文化使原始巫术与伦理政治融同，形成‘三合一’的礼制，它是伦理，又是政治，又是宗教。正是此种‘三合一’，才形成了以情为本体的儒学和随后的‘儒道互补’‘儒法互用’。‘道’‘法’为形式，‘儒’仍为心魂，其缘由正在于它由巫术型的文化传统而来，成为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巫的特征之一是人能主动地作用于神，重活动、操作，由此种种复杂的活动、操作，而与神交通，驱使神灵为自己服务，这与仅将神作乞求恩赐的祈祷对象，人完全处在被动祈祷的静观地位颇为不同。各原始民族都有巫术，今日现代生活中也仍有巫的痕迹。但中国巫术传统因与政治体制和祖先崇拜相交融混合，并向后者过渡而迅速理性化，就形成了一种独特传统：巫（宗教领袖）也就是王（政治领袖），禹、汤、文王都是大巫师，死后更成为崇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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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9 09:09
楼主
发表于 2024-1-6 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