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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耿飚请求停止,李先念:你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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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9 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23-12-19 14:00 编辑

1969年,耿飚出使“社会主义明灯”,提一建议惊到李先念:你真大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耿飚作为外交部的党员代表参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大闭幕后不久,周总理专门找耿飚谈话,他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阿尔巴尼亚大使!”


耿飚是水口山的童工出身,从工人运动接触革命思想,回到家乡又参加了农民暴动、当游击队长,1930年9月,毛主席带领红军撤围长沙时,耿飚的游击队获准参加红军。在军队中,耿飚以英勇善战著称,他是长征中先锋团团长,也是鼎鼎大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耿飚却被周总理点将,转行做了外交,成为将军大使中的一员。

在新中国那一批将军大使中,有黄埔一期的袁仲贤,黄镇、王幼平、韩念农更是读过大学,姬鹏飞也读过中学,还在冯玉祥办的陆军医院学习过,而耿飚不过读过两年私塾。周总理当然不会胡乱点将,耿飚有他的过人之处。他非常爱琢磨,且学习能力极强,在红军时期,他曾为了架桥,啃下一本满是外文公式的《工程学》,而他所有的外文基础仅仅是在水口山当童工时,曾跟毛泽覃学过几个英文单词。正是凭借着这几个英文单词的基础,耿飚在驻外大使工作上做得有声有色。



耿飚的女儿耿莹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而耿飚夫人赵兰香也有同感:“耿飚一生经历丰富,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在1969年之前,耿飚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大使,每一次都被安排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耿飚同志在外交工作中,善于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针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和创造性见解,表现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

正因如此,周总理才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重任交给了耿飚。周总理特地强调:“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尽快赴任,最好在10日(四天后)就去。”其实,即便周总理不加强调,安排一个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委员去担任大使,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跟苏联出现分歧,社会追阵营中,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站在苏联一边。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古巴等国和中苏都保持联系。与中国立场一致的,只有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两党两国关系空前密切。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东岸,国土面积2.8万余平方公里,海岸线472公里,人两百多万,国家面积排名在世界为第139位,是典型的弹丸之国。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屡遭外敌入侵,1912年获得独立。一战时被匈、意、奥军队占领,1920年再度独立。二战时又被德、意法西斯占领。1944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更名为劳动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夺取政权,旋即举行全国选举,阿共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获胜,成为政府首脑,并于1946年成立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23日,即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阿尔巴尼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体现对中阿关系的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挑选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徐以新为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受到阿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阿尔巴尼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始于1960年。这年6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散发了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宣称列宁主义若干原则已经过时,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从而拉开了围攻中共的序幕。会议期间,唯独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党内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态度坚决,他力排众议,发言表示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的做法,指出不能只凭一方的材料来判断苏共和中共的分歧,还必须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

正是因为卡博代表阿尔巴尼亚说了公道话,维护了中国,赫鲁晓夫便对阿打击报复: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并于1961年12月同阿断交。也正因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屈服苏联的压力,中阿两党才在反修斗争中走到了一起。随着外交形势的发展,中阿两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和相似点,双边关系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我方对阿方的礼遇规格和舆论宣传突出拔高,来访的重要代表团都要安排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在与阿尔巴尼亚打交道的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多的。上世纪60年代,他曾三访地拉那。至于接见阿方客人的次数,数以十计,接见的人数,则数以百计。
1969年5月16日,耿飚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在递交了国书,拜会了总理后,耿飚在阿尔巴尼亚外长纳塞的陪同下,专程去会见了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短短几天中,霍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领导人都先后设宴款待耿飚,他们全都对中国一片赞扬。



在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谈话中,耿飚发现两国在有些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并非预想中的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阿尔巴尼亚不赞成中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谈判。这种分歧在当时还没有浮上表面,但在若干年后,当中国政府对中美苏关系进行战略策略调整时,尤其是在美国总统你可噢是能干访华以后,两国间的这种分歧便日益明显,从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疏远和倒退。

但更让耿飚感到忧虑的,是中国当时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两国建交后的第五年,即1954年,我国就就开始向阿提供援助。当时主要是以贷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资。而大批援助则是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后提供的。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

肩负“联谊”重任的耿飚,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的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机;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

阿尔巴尼亚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中国包销。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的人们应该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生产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

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可达400公斤,远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当面质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然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他的谈话几乎句句不离要求中国援助,说阿尔巴尼亚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谢胡还说: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后来那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的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在对阿尔巴尼亚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忧心忡忡的耿飚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对阿方来说,则养成了他们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耿飚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的环境下,谁敢说“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耿飚还是决定不计个人得失,提笔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耿飚详细反映了他所看到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乔冠华看到信后, 对耿飚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 对他提出的意见也表示赞同,并将他的信转报中央。毛主席看了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不久后,中国也开始调整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政策,直到1978年停止了援助,撤回了工程技术人员。

耿飚在阿尔巴尼亚并没有任职多长时间,由于在一次大扫除中摔伤了左腿,外交部命令他回国治疗。耿飚回国后,遇到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他对耿飚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休养一段时间后,周总理代表中央任命耿飚为外联部部长。“多才多艺”的耿飚又到了一个新的岗位上,而在后来的日子里,耿飚还将担任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甚至还曾短暂主持过宣传口的工作。

参考资料
《耿飚回忆录》,耿飚,人民出版社
《揭秘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演变始末》,吴军雄,晋城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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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12-19 14: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23-12-19 14:07 编辑

1959年,耿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他主持了中国和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的边界勘定工作。
1967年,造反派对耿飚展开了围攻,康生污蔑耿飚在外交上搞“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耿飚一度因此离开了工作岗位。
1968年3月,缅甸共产党举行了纪念武装斗争20周年的活动,期间毛主席问周总理谁在负责缅甸的工作。周总理回答:“原来是耿飚。”毛主席又问:“耿飚去哪里了?”周总理回答:“外交部有过一个报告,说他是‘三降一灭’,报告在康生那里。”



毛主席又找到康生,问他耿飚有什么问题,那份报告是怎么回事。康生说:“耿飚和黄镇一直在搞‘三降一灭’,对抗中央的正确路线。”
毛主席对这个回答不满意,问康生这个报告是谁搞的。康生听后表示会把报告送给主席阅看,主席挥了挥手说:“不用看了,因为不胜其看。”
两个月后,主席批示:“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可以了。”有了主席的这句话,耿飚得以复出。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后九大即将召开,各部门都要推选九大代表,外交部推选了耿飚和黄镇,康生等人认为这是“还乡团”的“反攻倒算”,持续阻挠耿飚当选,最后是总理力排众议,用毛主席的批示堵住了这些人的嘴,耿飚和黄镇最终顺利当选九大中央委员。
九大闭幕后,耿飚终于回到了外交部的工作岗位上,总理任命他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号称“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重要阵地”,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任阿尔巴尼亚没过多久,耿飚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外援数额偏大,而且阿尔巴尼亚在使用我国外援方面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情况。
在回忆录中,耿飚说:“54年后,我们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数字不小,他们总人口200万,平均到每个人的头上有4000多元;他们国土面积并不大,但我们援助的化肥厂,足够他们一公顷使用400公斤化肥,甚至超过了我国耕地使用的每公顷化肥数量。”
耿飚认为,对友好国家进行必要的援助,这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一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提供,不能“有求必应”,否则就会像把钱往一个无底洞里倒。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的领导过于依赖中国,甚至养成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习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曾豪不掩饰地对耿飚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这种依赖心理和懒惰心理,事实上并不利于阿尔巴尼亚长期的经济建设。尽管不久前刚刚丢过职务,“耿猛子”还是决定不计个人荣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中央。
李先念收到耿飚的来信后说:“耿飚,你的胆子真不小,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李先念对耿飚很是赞许,把这封信转交到了主席那里,主席看后说:“耿飚同志敢说真话,反映真实的情况,他是个好大使。”
后来,周总理把主席的这句话转告给了耿飚,耿飚听后也很高兴,因为他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

小平同志发火:耿飚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而在外交战线上,耿飚最难忘的事则是97年的香港回归。在80年代,他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程参与并协助小平同志完成了这一时期的谈判工作。
尤其令他感到难忘的是,是小平同志在84年对他的一次批评。

84年3月12日,两会正在北京召开,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耿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出意外地收到了记者关于香港问题的提问。
时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同志回忆说:“当时很多大媒体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她们是奉命来北京摸底的。这些记者趁着人大会议期间,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这“批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当时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不仅要参加两会,准备发言,审议提案,还要准备不久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的代表团。
在一个个犀利的问题中,一位记者问道:“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耿飚含糊地回答道:“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耿飚当时并不知道小平同志在这件事上强硬的态度,他连续用了“可能”和“不一定”来回答记者的问题。但是,第二天,香港的一些报纸和外媒就开始大肆炒作,说成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是香港不必驻军”,一时间舆论沸腾,大家都议论起了这件事。
5月,小平同志在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时听到了这件事,还有人捕风捉影,告诉小平同志说黄华也说过类似的话。小平同志对此非常不满,当场发问:“他们是根据什么讲的这些话?!他们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讲这样的话?”
在随后会见港澳同胞时,按照惯例,记者们应该拍完照就退场,让主人宾客们单独谈话,但这次记者拍完照刚准备走,小平同志却把他们叫住了:“记者朋友们等一等,我还有话要讲!”
记者们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纷纷返回会场,架好了“长枪短炮”。只听小平同志说道:“我要对记者说几句话,希望大家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讲的那个不作数,你们给我辟个谣。”
他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我国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的领土?我们的这个态度和立场是合情合理的……”

期间,还有一个记者提问:“香港目前有一些雇佣兵,不足一千人,是不是可以被允许留在香港?”小平简短利索地回答道:“这个不行,将来大陆会派解放军去。”
就在小平同志对记者呈清中央态度的时候,耿飚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他正在万寿宾馆接待外宾,突然就接到了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到人民大会堂的通知。
当时耿飚的司机和警卫都出去吃饭了,耿飚找不到自己的车,便就近找了一辆便车,一个人匆匆赶到了大会堂。
彭真脸色严峻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因为香港报纸关于驻军问题的言论,你要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这两天你哪里也不要去……
回家之后,耿飚花了两天的时间,经过仔细的考虑和反思,他向中央提交了自己的检查:
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
在这份检查中,耿飚将军没有任何对事件的解释,也没有强调种种客观因素,有的只是真诚的自我批评,这是他一贯的知错就改、高风亮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的体现。

值得庆幸的是,耿飚的这次失误,并没有在实质上给香港回归问题带来什么麻烦,相反,有了小平同志的这次发火,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争论了许久的要不要驻军的问题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小平同志发火的第二天,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斯就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伊文斯说:英国非常关注邓主任昨天的讲话,同时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周南回答:“这个问题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国防要归中央管,香港必须驻军。邓主任已经发脾气了,你还讲什么?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
伊文斯得到这个回答后只好失落的离开,此后英方果然再也没有在谈判中提过这个问题。
发表于 2023-12-19 15:51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遨翔天地间老友转载: 耿飚请求停止,李先念:你胆大   赞  耿飚讲真话
发表于 2023-12-19 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遨翔天地间 发表于 2023-12-19 14:01
1959年,耿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他主持了中国和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的边界勘定工作。1967年 ...

谢谢老师转载报道。
发表于 2023-12-19 19:27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老友转载,拜读了!我们现在就大量需要耿飚式的敢于直言的干部!向你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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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19 1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苏联对待同志,朋友等的态度、措施早就埋下了伏笔,经非一日之寒,烟消云散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发表于 2023-12-20 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介绍分享!欣赏!
发表于 2023-12-21 07:28 | 显示全部楼层
耿飚是真正的英雄,为他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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