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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
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江苏省扬州人，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萨尔曼·拉什迪、约翰·斯坦贝克、克里斯多夫·伊修武德、亨利·詹姆斯、狄兰·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此外，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一滴泪》、散文集《孤琴》等。
1951年，正在忙于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收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邀请他回到新中国，帮助祖国的英语教学工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也来信表示欢迎。在收到邀请之后，巫宁坤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立即下定决心回国任教。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为他整理行装，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回国后不久，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右派”，被押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杜甫诗选》和《哈姆雷特》。在随后的几年中，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保外就医”，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巫宁坤被关进“牛棚”，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1970年刚从“牛棚”出来，又被取消职工待遇，下放到生产队劳动。1979年，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巫宁坤1986年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撰文《从半步桥到剑桥》时对自己苦难历程的高度概括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该文后来扩展成他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英文版于1993年在美国出版，之后也出版了中文版。
巫宁坤其子巫一丁也是英语翻译。 就读于西南联大 抗战时期，巫宁坤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巫宁坤就去当翻译了，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巫宁坤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巫宁坤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
西南联大到芝大 巫宁坤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学于西南联大，与吴宓、沈从文等名师相遇，又和汪曾祺、杨振宁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过还未等毕业 [2]，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作翻译。1946年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后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S·克莱恩（R.S. Crane），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艺批评。
1949年12月，巫宁坤与刚刚新婚的穆旦夫妇合租一套有两间的公寓。这段同学、同吃、合住的经历使巫宁坤与穆旦夫妇结下终身友谊，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难惨烈的悲情岁月。
1951年，芝加哥大学杨振宁、李政道、穆旦等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巫宁坤与穆旦则倾向尽快回归祖国，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学成之后回大陆 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在台北刚上初中的某一天，其大舅舅气冲冲来到他们家报告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巫宁坤从美国回大陆去了。那时台湾的宣传把大陆称为“铁幕”。回到“铁幕”里面，当然很惊人。大舅舅认为巫宁坤学成会来台湾，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难怪大舅舅气得直骂糊涂。 [5-6] 回国之后遭劫难 1951年，巫宁坤于博士学位尚未拿到之际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请他回国任教，巫宁坤是年归国任教于燕京大学英语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1957年被错误的划为右派，并被强制到大兴安岭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1961年6月29日，身患重病的巫宁坤得以“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并被发配至农村劳动改造。1974年一月底，被调到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翻译文件与文学作品 1951年，巫宁坤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巫宁坤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巫宁坤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他们一样坐公车去上班。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巫宁坤，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眩》。之后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老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摘帽“右派”之后赴美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到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1986年赴剑桥大学讲学，了却多年夙愿。1991年于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退休，之后定居美国弗吉尼亚州。曾任河北教育出版社“世界文学博览”丛书主编。作为翻译家，他曾翻译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著作。
出版自传《一滴泪》 巫宁坤在美国出版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其中所讲述的“文化大革命”受难史，轰动西方世界。
巫宁坤曾经在《英语世界》发表一些英文散文，诗歌和翻译，包括他英译的方励之的《重访卡普里》。巫宁坤中英文俱佳。黄灿然认为他翻译为中文的有些诗歌译文质量优于余光中的翻译（参考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著有英文回忆录A Single Tear，后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泪》。
与芝大同学李政道 巫宁坤曾回忆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 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 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20多年后的1979年，历经浩劫磨难的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当他从安徽芜湖奉命前往北京时已改称“国际关系学院”的原单位办理“右派”改正手续时，于意外中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大为激动，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此时已贵为国宾的李政道仅于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巫宁坤说了几句话。
一个是归国演讲的贵宾，一个是刚刚劳动改造结束的教职员。巫宁坤眼见身前二人地位迥异，不禁回忆起二十多年前二人于美国分别时情景，追想当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之时与中国同窗纵论天下，怀抱一颗赤子之心毅然归国，往事历历心酸皆涌上心头。若是当年送李政道归国任教，而自己留在美国，今日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外宾来访意外“搬家” 1977年，巫宁坤的外甥女王渝去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看望舅舅，走进巫宁坤的住处，王渝倒是很感意外，住处虽然不大，却家具齐全，清爽宜人，餐桌上摆满了菜肴。这时，巫宁坤直话直说：“几小时前才把我们搬进来的。”我们原来和十几家人混住在教堂里面。接到王渝的电报后学校方面便忙着给我们搬家，送家具。巫宁坤指着电风扇说：“这个也是他们借来的，拍热坏了外宾。”王渝听得停了筷子，巫宁坤说：“放心吃。这一桌菜是我表侄李伟烧的，不是别人给的。我坚持自己招待外甥女，不用外人代劳。让他们准备，绝对丰富许多，却是为了要给外宾我们生活富足舒适的印象。”
给美国明星读者回信 巫宁坤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一滴泪》给他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巫宁坤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巫宁坤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7]
菲茨杰拉德显灵了 巫宁坤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巫宁坤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见伊修武德和奥登 1982年巫宁坤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巫宁坤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巫宁坤带了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巫宁坤也见过奥登。1945年也见过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途中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巫宁坤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巫宁坤回了电报，问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巫宁坤。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7]
谦称翻译“家”不起来 说到翻译，巫宁坤说自己实在不成气候，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他，他“家”不起来。看到有的文章把巫宁坤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巫宁坤的文笔不如他们。巫宁坤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北京时间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晚年的巫宁坤曾用九个字总结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对苦难的经历，巫宁坤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串着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个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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