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丑老头 于 2023-7-9 21:24 编辑
有人说，在邓小平等“老人家”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设置了障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华国锋被视为是“反派”；还有人说，他阻碍了平反冤假错案。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独立学者吴伟对凤凰网如是称。 今年62岁的吴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进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及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任研究员，著有《民主政治论纲》、《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等。 吴伟认为，电视剧《邓小平》是说邓小平的，不可能有更多笔墨去讲华国锋。在历史上，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起了第一位作用，这没有问题。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些老人家们的复出问题上，华国锋也是没有设置障碍的。 在电视剧里，叶剑英去问华国锋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华国锋说的是“现在可能不太合适”。 吴伟认为，这主要是策略考虑，他是说马上复出不是很合适，要有个过程。他的意思是时机不成熟，四五运动不平反，被称为“四五运动总后台”的邓小平怎么复出？ 另外，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讨论，他是没有表示反对，没有阻挠的，而是说“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 有人把“两个凡是”的帽子扣在华国锋身上，实际上那都是当时管宣传的汪东兴指挥人搞的。 有人说他阻碍平反冤假错案，后来看来都是子虚乌有。 再比如恢复高考，华国锋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电视剧《邓小平》里就没有提。 这个事情必然是要中央会议表示同意的，当时华国锋是主席，他在1977年的时候是“英明领袖”，没有他的同意能恢复高考吗，开玩笑。 还有知青返城，一开始是生病的或者是独生子女，逐渐放开，后来发生了云南知青事件，推动了知青政策的调整，这个也要经过华国锋同意的。 如果不能为四五运动平反，不能改变毛泽东时期定下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老人家们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儿，包括邓小平。因为当时说邓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是“幕后黑手”。如果四五运动得不到平反，他重新上台就没有合法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5月，胡耀邦借助“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那篇文章，逐步掀起了党内大讨论，各方面都发表意见，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 对毛泽东时代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决策提出反思，这样就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在党内越来越没有市场。 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西单出现民主墙，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对文革进行反思，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一套东西进行批判，提出了民主、人权、宪政的一些要求。 对这些东西邓小平一开始的态度是支持的。 后来1979年1月中央开了理论务虚会，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大家畅所欲言解放思想，总结文革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问题，也提出了为四五运动平反问题。 会上还有人讲到民主、人权以及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一系列的弊端。 特别是严家祺提出了要解决党的领导终身制的问题，李洪林讲到领袖和人民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来讲都是让人振聋发聩的。 务虚会正在进行当中，1月27日，胡耀邦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也讲了一番话。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表明他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好的东西要大大发扬”，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就在这个时候，在理论务虚会的第二阶段结束之后，1979年3月底，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格局开始逐步形成。 邓小平一方面支持在农村开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同时，党内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如何看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声音，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应该否定，毛泽东也应该否定。 而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的时候，给党写信，信里写到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更强调了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共产党，就是否定我们自己。 赵紫阳担任总理之后，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就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吴伟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那时候不敢叫市场经济，传统理论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当时就绕了个圈，提出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理论界在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了，并进行了各种讨论，但争论也很大。 许多人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要“以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内高层也有不同意见。 陈云的想法是逐步让中国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去。这个他比较熟门熟路，提出了著名的“鸟笼经济”理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则支持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要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要通过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在这个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就有不同意见。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特别是由于大量知青回到了城市，你总得有一条活路吧，就业怎么办？就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办个体户，办个体经营执照，开小饭店的、修鞋的，各种各样的个体户，农村也开始大量出现社队企业，私营经济逐步开始萌芽。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理的赵紫阳，他的想法就是中国不能再走计划经济这条路，中国应该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共同的道路，就是市场经济，当时不能这么叫，就叫做商品经济，再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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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10 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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