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教陈丕显：给主席写检查一定要先说自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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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教陈丕显：给主席写检查一定要先说自己错

来源：凤凰卫视

内容提示：陈丕显13岁就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红小鬼”，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与“四人帮”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呢？

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的人生故事。

凤凰卫视8月18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丕显与四人帮奋力斗争“红小鬼”变成“黑小鬼”

曾子墨：1967年，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上海有一个人，还是“红小鬼”，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可他死不回头，我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如今“红小鬼”变成“黑小鬼”了。江青没有直接点名批评这个“红小鬼”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这位13岁就开始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红小鬼”，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与“四人帮”进行了怎样的斗争，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境遇呢？

解说：1965年12月中旬，在沪东造船厂参加“四清”运动的陈小津休假回家，一进门，陈小津就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

陈小津（陈丕显之子）：进门以后，在家里面走廊里站了不少工作人员，有我认识的，父亲的秘书，父亲的警卫，也有我不认识的，都站那里，一个一个看他们都神情非常严肃。然后再往里走呢？客厅的门是关着的，大白天关门干吗，那我就要进去了，这时候我父亲秘书就来，就说你爸爸跟耀邦同志在谈话，说不让人进去打搅。他这一讲我有点，就有点意外，我就拎了一个热水瓶，给他们加点水吧，那进去以后呢，发现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那脸部表情确确实实是很严肃。

倒完水，陈小津只得退了出来，此次胡耀邦是应陈丕显之邀到上海检查身体的，当时胡耀邦和陈丕显已有三十年的交情，两人都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彼时胡耀邦14岁，陈丕显13岁，他们在各自家乡的地方儿童团工作，几年后，两人在瑞金相识。

胡德平（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之子）：在1933年的时候，我父亲从湘赣苏区到了中央苏区，陈丕显叔叔恐怕要更早一点，反正也在1933年，在中央苏区他们见面了，当时的见面呢，彼此都很狼狈，因为我父亲是作为一个AB团的嫌疑分子，要再次要受到审查，以后解除了这种审查。刚刚分配工作，而陈丕显叔叔呢，他的哥哥就被当做AB团杀掉，是个少年吧，就被杀掉了。在当时陈丕显叔叔呢，也是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嫌疑人。

解说：有着相似境遇的陈丕显和胡耀邦很快就熟络了起来，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陈丕显任儿童局书记，胡耀邦任宣传部长。

胡德平：在当时他们反正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吃饭呢，就一天两顿饭，就是也没有油，也没盐，但是很朝气蓬勃，那参军的少先队，就16岁以上的，那参军的人一次都可以动员几百人。

陈小津：我父亲当时是团中央儿童局的书记，就是发动儿童支援前线，发动儿童支援红军的战斗，发动儿童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而胡耀邦呢？当时是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呢，就团中央的刊物，叫做《时刻准备着》，名义上这个身份很高，《时刻准备着》的总编辑，那总编辑，手下肯定有人，其实手下没人，就他一个人，什么刻钢板啊，什么印刷呀等等等等，都是他一个人。

胡德平：因为我父亲有些文化吧，反正是在当时好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还有一些马列主义翻的一些很简单，很粗浅的一些读物，他们还都能读到，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嘛，就说人的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我们只有一次，当我们离开人间的时候，我们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羞愧，中央苏区的领导开始叫这对好搭档“红小鬼”。

陈小津：在中央苏区我父亲也好，耀邦也好，是作为一个“红小鬼”，“红小鬼”就是个小男孩，你说今天在我们眼里看来，十三四的小男孩是个什么嘛，实际上不就是小学生嘛，再加上耀邦也好，我父亲也好是农村的孩子，当初生活很艰苦，个子也不高，那肯定是骨瘦如柴。那么毛主席，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确实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因此就有了个爱称叫“红小鬼”。

解说：彼时的“红小鬼”在1965年一个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们的这次会面是在罗瑞卿被批判“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后不久。

陈小津：那个时候正好是罗瑞卿在上海受批判，从以往历史上，我父亲也好，耀邦也好，跟罗瑞卿的私人关系是非常好的。当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出来了，又在上海批，批判了罗瑞卿，当时党内的一些情况，作为我父亲来讲也好，作为耀邦讲也好，他们都会感到有一场风波，风暴的来临，当时他们并不搞的清楚究竟如何。

解说：陈丕显当时不会想到，在此后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他本人会处在风暴中心。1966年初，陈丕显查出患鼻咽肿瘤，3月经周恩来批示住院治疗，6月，陈丕显搬到上海市西郊宾馆疗养，这期间文化大革命使上海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事故增多，质量下降，科研项目中断。

陈小津：当时我父亲和曹荻秋、魏文伯，他们最焦虑的，最担心的不是他们受什么冲击，不是他们被打倒，或者是不被打倒，对于他们来讲这全是次要的，他们最惦念的，最着急的，或者说他们当时最反对的就是工厂不能乱，工厂乱了，上海的经济生活，上海的社会生活，上海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油盐酱醋那全部都被打乱。

陈兆金：他们就经常的呢在哪里开会，在他疗养的地方，休息的地方开会，文革当中，就说这些人都集中不到一块了，这个东躲西藏，造反派到处抓他们，但是他们有时候还凑到一块开会来研究怎么来维持上海的秩序，他就说就是做怎么乱我们不能乱，一定要稳住，要把这个生产呢，不能耽误掉。

解说：7月初，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向刘少奇和邓小平汇报了上海的情况，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少奇、小平同志也深为忧虑，但他们也有难言之隐，只是原则性地指示我们要按“五·一六通知”精神，领导好运动，注意抓革命，促生产。随后，在陈丕显、曹荻秋等人的领导下，上海市的局势趋向稳定，然而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随后的几个月，近三十多万红卫兵涌入上海。

陈兆金（陈丕显秘书）：有一天就说正式说是决定成立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这是这个陈丕显呢就是下了个指示，成立红卫兵接待站，外地红卫兵来了，你总是要有吃的，要有住的，他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成立这个红卫兵接待站。

解说：串联，造反越演越烈，上海的局势也是愈加混乱，9月30日，陈丕显打电话到北京，了解到中共中央对文革总的精神是要“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把当前的经济形势扭转过来”，陈丕显把中央精神传达给曹荻秋等市委领导，他们开始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而陈丕显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

叶群来电打乱陈丕显计划 江青公然向其示好

解说：1966年10月7日晚，陈丕显接到叶群的电话，要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叶群的来电让陈丕显有些摸不清头绪中央工作会议为何由叶群通知呢？尽管当时很疑惑，陈丕显还是登上了叶群派来的飞机，到北京后的第二天，江青便邀请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到中南海吃饭。

陈小津：她怕他落后于形势，说你老在医院什么跟不上了，你要来参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这些当然也从江青的角度来讲也是她的关心啊，落后于形势，不就是落后于她的那些所作所为了。

解说：其实早在几个月前，江青就曾向陈丕显示好。

陈小津：江青公开就提出来，说毛主席要上北戴河是1966年的夏天，说阿丕你跟我们走，毛主席同意了，跟我们一起走，就是跟着她和毛主席上北戴河休养，那我父亲当然不愿意跟她一道走，就是以他得的这个病，北戴河比较潮湿，不合适，就婉拒了。其实让他上北戴河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解说：这顿便饭，陈丕显吃地非常谨慎，他言语不多，主要是听江青说。

叶薇薇（叶飞之女）：江青就想把他拉过来，那么陈丕显不干，陈丕显不能够把他，把这个曹荻秋和魏文伯，把他推出来，他本来可以把这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这个曹荻秋身上，然后他呢出来成为上海的一把手，跟中央文革合作，他做不到，他不能这样做。

解说：此后，张春桥也到京西宾馆找到陈丕显，表示了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希望陈丕显回到上海后能出来主持工作，陈丕显没有吭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第二次请陈丕显夫妇吃了顿饭，这次是在钓鱼台。

廖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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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津：我、张春桥和陈伯达什么给你当顾问，把张春桥跟姚文元派到上海去帮助你工作，这种的说法在当时来讲是非常独特的，江青给我父亲当顾问，陈伯达给我父亲当顾问，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当助手，我父亲心里当然明白用心何在啊。如果说我父亲这个头脑不清楚，立场不坚定就被拉过去了，当然我父亲他也很注意方法，他说我这身体不太好，这个是太明显的一种政治表态了，就是我跟你不同流，不合污，而且还讲了不止一遍，那她就很不高兴了，江青就不高兴，就变脸了。

解说：陈丕显后来回忆到，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而这次在北京，陈丕显和叶飞、谭启龙、江渭清等华东局几个省市第一书记在陈毅家也聚了一次，陈毅对陈丕显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就好好养病来开什么会呀，陈丕显把这次来京的情况讲给陈毅听，并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陈丹淮（陈毅之子）：这顿饭的话呢，很沉重，很压抑，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叫做最后的晚餐，我父亲他很愤慨，觉得他从不理解，已经走到了不同意了，他就讲的话，其实他就提出，就说过去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就有人大喊，吹的很厉害，吹捧他们。然后呢以后呢，就走向修正，这个在列宁，斯大林的时代也是这样子，特别是赫鲁晓夫，说现在也有人吹捧毛泽东吹捧的这么厉害。在快结束的时候，他就是请大家喝一杯酒，说是现在的话呢，我敬大家一杯酒，从回去以后大家各自过关，过了关我们就再见面，过不了关，那我们就就此作别了。

陈小津：陈老总讲的那些话，对于这些第一书记们，包括我父亲的这些，陈老总的部下们，都是这个教育深刻，引起他们的深思的，事实上大家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暴的来临都有思想准备。

解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不久，王洪文等人开始筹划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原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职工王洪文担任“总司令”。11月8日，“工总司”的代表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

陈小津：“工总司”的成立，就基于我父亲对上海市工矿企业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成立造反组织，这个是请示过周总理，请示过陶铸同志的，因此上海市委曹荻秋他们就是不同意。

郭志坤（原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就讲不行，根据中央的精神，这个不能够承认，这个组织，也不能够支持。他提出了一个“三不”，就是说不参加这个会议，不参加这个，“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大会，第二不承认这个造反组织，第三不支持这个造反组织，所以后来呢就王洪文这些，这个造反派就很恼火。

解说：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言》中称，要把人民的权利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来，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的人多次打电话到市委，每次曹荻秋都拒绝参会。次日王洪文开始采取“革命行动”，他率领几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要求发车北上，602次列车发出后不久，周恩来就指示，不许劫车北上。602次列车被拦阻于安亭车站。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在市委干部的劝说下，部分工人陆续返回上海。然而王洪文等人并没有放弃，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另一部分人则卧轨拦车。

陈兆金：铁路上也瘫痪掉了，这个工人，总工会去抓，也抓不动了，不听话了，乱掉了。

郭志坤：造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停车，交通京沪线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啊，煤、煤当时很紧张，只有两三天的供应量了，如果你再停下去就不得了的事情了。

陈兆金：在这个警备区这个小礼堂，在那儿开那会，就指定叫马天水你要抓，上海不能断煤，断煤就要断黑了，电没有了，这个机器也没办法，工厂的工人生产也没办法了，无论如何想一切的办法，有大船运大船运，小船运小船运，那火车运的话，那火车运，保证上海这个煤。

解说：急转直下的形势让上海市委极为被动，他们希望能借助中央力量扭转形势。

陈小津：这时候中央文革进场了，中央文革进场了，陈伯达专门写了封长信给王洪文他们，也是不同意的，派张春桥来宣读，来做工作，要劝他们回去，不能成立。抵达上海后的张春桥并未和市委领导联系，他在王洪文的陪同下到了安亭车站，宣读了陈伯达给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部分造反派队员要求和张春桥谈判。

陈小津：在这个时候，张春桥耍了他的阴谋诡计，他表示他们同情，表示支持，保证他们的安全，就是他们是可以的。张春桥事后自己都坦承，他是拎着颗郎头，上海话颗郎头，就是拎着脑袋，他同意了，就是你们是革命行动应该支持，有什么事责任要找上海市委负，那这件事情实质上，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起了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震惊了中央，也震惊了上海市。

解说：在“工总司”提出的承认其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等五项要求上，张春桥大笔一挥，写了“同意”二字，得知此事后，陈丕显立即给陈伯达打了电话。

陈小津：当时陈伯达不接电话，王力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他来接电话，因为王力他懂福建话，他替陈伯达做翻译，我父亲一听电话是王力，王力你接什么电话，我要你做什么翻译，我是福建人，老夫子什么话我听不懂，你叫老夫子来接电话，那王力就没办法了，他（陈伯达”不敢不接这个电话，我父亲的电话里就是一连串的排炮式的提问，谁给他（张春桥）这么大的权力，他（张春桥）凭什么同意呀，这个和中央精神符合吗？那陈伯达那几乎是哀求的口吻，接这个电话我在旁边，几乎是哀求的口吻，哎呦我的小老乡，这已经发生了咱们就好好做工作吧，这个应该你们负责嘛，他诡辩，说所有发生在上海土地上的事，你上海市委都有责任嘛，他来这个。但是这件事情就成了我父亲和中央文革彻底决裂的分水岭。

周恩来亲自致电陈丕显 望其出面解决困局

解说：1966年底，十几万“工总司”造反派在康平路棒打“工人赤卫队”队员，被镇压的赤卫队员准备步行北上告状。“工总司”在昆山县桥镇拦截赤卫队员时，双方再次大打出手，附近的工人，农民也加入冲突，“昆山事件”事态不断扩大。

解说：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从北京给陈丕显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得知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后，周恩来要求陈丕显出面解决问题，恢复交通。

陈小津：周总理说阿丕你一定要把这个，你出来工作，上海的情况很严峻了，我父亲在第一线去处理这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接到总理的电话，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千言万语他有很多的话要跟周总理讲，他只能讲几句，就是我很想不通，接下来怎么弄啊。是见到了一个老领导，老一辈一个亲人，当时这么一种心情，总理很多事情想不通，这样下去怎么办，上海的工作，上海的老百姓这一类吧，总理很坦然，一天没罢你官，你一天做好你的工作。千言万语就这几句话，总理这几句话我爸爸都心领神会了，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嘛。

解说：陈丕显抱病出来主持工作，他派人到昆山平息武斗，并将滞留人员送回上海，1月3日中断的铁路恢复通车，1月5日《文汇报》刊登了陈丕显签发的《告上海人市人民书》，号召“革命的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郭志坤：这个公告呢，是由丕显同志签发的，当时我记得问他要印多少，一定要多一点，至少二十万，要做到能够家喻户晓，这个一发了以后啊，毛主席充分肯定，后来转载的，转发的，所以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好像是陈丕显又捞了一票，这一伙人就说了，他不是生病嘛，他出来干什么，他是假病。

解说：1月6日，由张春桥、姚文元牵头，上海各造反组织以全市造反派名义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郭志坤：当时呢就是发了几个通令，就是勒令这个，就先是一号通令，就是说不承认这个陈丕显是上海市委书记，不承认曹荻秋同志是上海市政府的市长，勒令丕显同志要七天之内要交他检查报告。

解说：批斗会后，陈丕显持续主持工作，当时上海“经济主义歪风”刮得正劲，过去需要层层审批的请示，造反派随便找个“头头”签字就可以完成，汽车，军大衣等等物资都不难得到。为了制止“经济主义歪风”，陈丕显参与起草了《紧急通告》，刊出后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不但指示《人民日报》转载，还委托陈伯达写了贺电，这是张春桥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郭志坤：所以他们又急了，又要抓旗帜，他怎么样呢？他反而诬告，他说经济主义这个妖风刮起来的元凶就是陈丕显，这个是栽赃啊，明明是他们来搞的，造反派来搞的，结果又找丕显同志，他说他是刮“经济主义歪风”的元凶，后来报纸上的话又在批判，同时呢又要组织一个新的大会。

解说：1月12日早，很少穿军装的他特意穿了一套新军装，前往聚集了几十万人的上海市人民广场。

陈小津：他非常泰然，刮了胡子，很自然地跟我母亲讲，说小谢我去上班，他知道他要去参加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场斗争，穿了军装对自己，我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啊，我是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我是上海警备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他要在造反派的面前，更要在全上海市的人民和全上海市的党员干部面前表现出一个我是指挥官，我是个战斗者，我不是一个窝窝囊囊的一个来挨斗的，那时他们正好就惧怕我父亲穿着军装的形象啊，他们就把他的领章拿掉了。

解说：被押上台后，陈丕显被要求低头站着，他的耳边不停地响着造反派的呼声。

陈兆金：讲两句话就打倒，讲两句话就喊打倒的口号，说是陈丕显反毛主席，陈丕显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上去摁啊，摁头啊，因为他不低头啊，我没罪啊。

解说：主席台中央坐着张春桥和姚文元，而陈丕显则是站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陈小津：当场就是面对面的就进行对话，就进行抗争，他们就说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我父亲就我没反对，就顶得很快，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父亲说我还没死，你怎么知道我不改悔啊？就根本就，就是这么一种针锋相对，你一言我一语的，那非常强硬，他最强硬，他最强硬了，打倒老反革命陈丕显，我说我五十来岁我不老，我不是老反革命，就是这样。

郭志坤：整个会场上呢确实是乱哄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后来也不了了之，后来很快就是说叫他们就拉下来，就是坐那个敞篷的那个卡车，就是游街，游行了。

解说：关于陈丕显受批斗的消息通过电视、报纸很快就在中国各地传开了。

叶薇薇（叶飞之女）：小报上面就讲呢就说是这个毛主席看了这个电视直播的时候毛主席就看，毛主席看了以后就讲，就说你们不要不让人家讲话，你们也要让人家讲话，因为那个时候批判把陈丕显弄在台上，然后陈丕显就特别硬啊，人家说他什么他就反驳，他就跟人家对，结果后来呢这个造反派就去摁他去给他坐飞机，就摁他，然后毛就讲，那你们应该让人家讲话嘛，所以这个当时是挺轰动的，影响挺大的。

陈丹淮（陈毅之子）：我记得那时候1月份的时候啊，作为我们那时候啊都是普通的学生，不知道这些情况，但是那时候一听到这个上海夺权，报纸上一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完了，阿丕叔完了，阿丕叔这下子彻底垮了，我们就是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这种在一种斗争的中心。

解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党政领导权被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篡夺，此时已经失去自由的陈丕显不会想到他会成为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在上海刚刮起“一月风暴”的时候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请几位副总理列一份名单，把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叶薇薇：我父亲呢是在1967年，1967年2月7号的夜里飞机连夜就飞到北京，当时来的呢还有江渭清、谭启龙啊，然后大家一看陈丕显没来，就讲自己各个省的情况都差不多，然后就是陈丕显没来，因为那个时候“一月风暴”刚刚才过嘛，这个为什么名单的上面本来有陈丕显，为什么陈丕显没来？

解说：其实中央派了专机到上海接陈丕显，可是张春桥不放人。

陈兆金：这架飞机是从四川过来，接着李井泉在虹桥机场等，这个阿丕书记，结果呢最后两小时，等两小时就说是找不到阿丕书记了，找不到，实际上他关在那个地方找不到，他不放就是，两个小时，停两个小时，找不到嘛，那这飞机不能老是在那停着，最后飞到北京去了。

解说：2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与会人员陆续到达怀仁堂，谭震林在门口碰到了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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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淮：谭震林就问张春桥你为什么不放人？张春桥就说打个官腔，说是这个群众不放啊，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就很气愤，说什么群众不答应，就是你们在那儿扣着不放。

解说：谭震林对张春桥的行径和言辞非常不满，在场的其他领导人也按捺不住了。

陈丹淮：我父亲也跟着讲了，说你们这样的做法根本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你这个跟那个跟延安整风的时候往死里头整呐，你们是一样，就讲这些话，就这么一个党内事件，最后被打成二月逆流，成为一种反党事件，从此就是我父亲像这一批干部就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解说：此时的陈丕显已经被囚禁，后来当得知谭震林、陈毅等老帅们为了自己与张春桥一伙冲突，陈丕显曾说“我深深地感激这些老帅们”。

陈丕显受批斗遭囚禁8年 被指认贼作父投敌

解说：自1967年1月12日的那场批斗会后，陈丕显再没有回过家，也没有任何亲人的消息，他被囚禁在康平路71号一栋小楼里，这里是荣毅仁的住处。

叶薇薇：把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就四个主要的领导人就关在他的房子里头，然后就说陈丕显是关在他的楼下，一楼的书房，书房里头呢特别热那个也不让开窗户，也不能够通风。

陈兆金：他们互相之间谁也看不到谁，他分别放风，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空气，你比如说你是一点钟到两点，他那个地方三点到四点，房间里头窗帘子都拉着，干什么外面也看不到，什么也看不到。

解说：陈丕显被囚禁了八年，这期间专案组耗时五年在闽西调查，先后派出二十多批，近千人搜集陈丕显历史问题的罪证，其中一条是1930年陈丕显认贼作父叛变投敌。

陈小津：他当时才十三岁，他是护送前线的伤员回后方，被一个土匪劫住了，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的反动武装，那土匪头子一看这个小男孩挺机灵，说留下，给我当勤务兵，后来一看说呢给我当干儿子，这个在福建农村很普遍，他就走了，就把他放在家里了，那么他家里这个他的老婆很年轻，说这个小男孩13岁了怎么能当我的儿子，走吧，走吧，你走吧，这不就走了，我父亲就翻山越岭就回他老家。

解说：调查结果证明陈丕显没有叛变，但是江青依旧认为陈丕显是“黑小鬼”。

胡德平（胡耀邦之子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青也说我父亲，怎么你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啊，你说我父亲要大着胆子搞文革这不是也不对吧，江青说他（陈丕显）变成黑小鬼，那就更厉害了，我胆小，我就是我胆儿小呗，你变成“黑小鬼”那就是“反革命”。

解说：在陈丕显被囚禁的第五年，胡耀邦从“五七”干校回京，陈小津前去拜访，胡耀邦很关心陈丕显的情况，听完陈小津的讲述胡耀邦认为陈丕显的处境并不乐观。

胡德平：我父亲他也说，他说林彪要不爆炸，贺龙也解放不了啊，他说陈伯达要不倒台，叶飞也很难解放啊，他说你父亲啊他说最可怕的是他没说“四人帮”，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在这个岗位上怎么能够放过你父亲呢？毛泽东还是对他们的话当然要更信啦。

解说：胡耀邦还给陈小津支招，要解决陈丕显，第一步就是要求与父亲见面，回到上海后，陈小津马上给上海“陈丕显专案组”写了一封信，要求看望父母亲，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后来陈小津托人找到王震，请他把要求见父亲的信转呈毛泽东后才得以有机会见父亲，六年没有任何音信的父子两人在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办见了面。

陈小津：那个楼左手第一间，朝南的那个房子一个大圆桌，里面七八个专案组（人员）和战士，我父亲走进来确实人很显瘦，但是很精神，面不改色很普通一样，我就故意的和他握手的时候握地很紧，要给予他很大的力量，然后就是谈天谈地、东南西北。

胡耀邦：给毛主席写检查一定要先承认自己错了

解说：1974年7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你们呢？要注意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胡耀邦觉得这是个大好时机，他建议陈丕显给毛泽东写封信。

陈小津：跟我父亲讲你一定要给毛主席检查，我们都是跟着毛主席几十年耳提面命，跟毛主席写检查怎么写都可以，这都不要紧，但是一种千万不能说自己没错，没错，谁错了，变成毛主席错了，群众错了，第二个就说你一定不能把自己骂的狗血淋头，毛主席一看也不高兴。

胡德平：既不要把自己骂的一无是处，也不要丝毫的埋怨，老老实实的原则上说接受教育，还想继续革命，现在有病需要治疗，要过组织生活，而且说你的字千万不要写太多，毛主席也年老了，给他写个几百字的信，字写大一点。

解说：9月9日，陈丕显提笔给自己敬爱的毛主席写信，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信寄出一个星期，毛泽东做了亲笔批示，是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两个月后的一天，专案组告诉陈丕显可以回家了。

陈兆金：他身体状况不好，他本身就是得的这个病嘛，起码他这营养是缺的，他身体是很差了，瘦啊，肌黄面瘦啊，那一言难尽啊，丕显书记跟我讲的，他说凡是一个大的运动最后都有一个甄别，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最后你是一个什么样就还是个什么样，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

解说：1975年2月20日，在胡耀邦的建议下陈丕显给邓小平写信，提出恢复组织生活，并要求到北京检查身体，7月，陈丕显中断近九年的组织生活得以恢复，9月中旬，陈丕显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9月30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国庆晚会，陈丕显获邀参加，这是恢复自由后陈丕显第一次公开露面。

郭志坤：尽管是安排在后排的右边，但是我们这个摄像师啊、电视台人也是他精心安排，不断有他的特写镜头，我是在这个电视里面看到，他一进场的时候那是箭步而行啊，一看出来以后那是有股骚动，但是呢我更多地看到是大家都热烈的鼓掌。

解说：就在陈丕显出席上海的国庆庆典的同一时间，在北京参加国庆宴会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批示的一封信拿给在座的政治局成员看。

陈小津：小平在1975年9月30号给毛主席写了，毛主席说是陈丕显同志现在已经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人还很年轻不到60岁，也很有能力，希望能够调到北京来重新安排工作，主席说同意。

解说：当场没有人表示反对，邓小平请汪东兴落实，调陈丕显到北京，10月12日，陈丕显到达北京，第二天他见到的邓小平。

陈小津：我就陪着他去了，那印象太深刻了，小平伯伯，小平见到我父亲第一面，第一句话拉住手，阿丕你这么多年受苦了，我爸爸掉眼泪了，这么多年我没看过他掉眼泪，想到这一点我都很动感情。

解说：就这样，陈丕显离开了生活了23年的上海，在北京待命。

曾子墨：1976年10月13日，“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到上海之后，上海人民自发组织了游行，陈丕显回忆到像庆祝第二次解放一样载歌载舞、口号震天，商店里红张鞭炮被抢购一空，大家都到水产店里争相抢购螃蟹，而且要三只公的，一只母的，一时间螃蟹成了稀罕之物，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让无数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人们获得自由、走向新生，六十岁的陈丕显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人们称他为阿丕书记。

林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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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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