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大狂妄的劫机主犯、中国第一劫机犯卓长仁,扛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旗,以所谓的义士身份在台湾享尽了当局赐予的富贵,熟料后来摇身一变,竟沦为杀人劫财犯,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1995年冬日,卓长仁在台北某刑场被枪决。
蒋经国接见六名劫机暴徒
1988年年初,作为六名暴徒中的头面人物,卓长仁已经在台湾当局所谓的“大陆问题研究中心”效忠四年有余。
1988年4月11日,卓长仁与多年来一直姘居偷情的高东萍在台北郊区淡水别墅举行了婚礼。
卓长仁结婚了,而且是同“夺机同僚”高冬萍结婚,这一消息立即在台北引起了较大的反应,台湾国大代表吴哲朗亲自起诉状告卓长仁犯了重婚罪。于是,台湾新闻媒体大做文章,许多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突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卓长仁的劫机目的到底是什么?
卓长仁与高东萍
这个疑问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得到了答案。那时台湾当局已允许台湾人到大陆探亲。曾经跟踪采访报道卓长仁劫机事件的台湾《时报周刊》副总编赵慕嵩先生,趁这个机会秘密到了沈阳,写下了这样的采访手记,摘录如下:
1988年冬天,经北京中国记协同意并通过辽宁记协的协助,我以到大陆探亲的身份抵达沈阳。第二天,我就在一家机械厂见到了卓长仁的原配妻子王玉春。我们在厂房会客厅,谈到了卓长仁的种种,只是三言两语之间就发现卓长仁所谓的“投奔自由”,说穿了就是和高冬萍私奔。傍晚顶着凛冽的寒风,我又去了卓长仁家里,我更加确信卓长仁撇下老人远走高飞,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卓长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还把飞机上100多人的安全做赌注,这种亡命之徒的心态实在令人发指。
我又在沈阳市民主路找到了高冬萍的家,那是一栋二层的楼楼房,院子很大,本来是一个单位的宿舍。高冬萍和他的父母住在二层中间的一部分。劫机事件后,高冬平的父母先搬出来,不久,其他住户也陆续迁走。现在的这个深宅大院为幼儿园。附近的一位邻居说:“高冬萍原是一名机械厂的工人,认识卓长仁后,两人走的很近。在大陆是不许已婚男女演出婚外情的,尤其是在民风保守的东北,更不能接受一个大闺女和一个已婚男人在一起的事实。所以高冬萍和卓长仁有了来往之后,便被人发觉,而她的工作单位也得到报告。领导也曾向高东萍提出过劝告。但是高东平还是不断地与卓长仁偷情。
离开沈阳之后,赵慕嵩对卓长仁的认识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发现他根本不是义士。于是赵立即返回台湾,立即发出了大陆秘密采访的报道,把卓长仁的劫机真相做了揭发。而且以卓的妻子王玉春和朋友的谈话为依据,并配发了卓长仁妻儿的照片。
卓长仁劫机的秘密被揭穿后,什么“不仁不义之徒”、“没良心的狗杂种”,六名劫机犯是“国际恐怖暴徒”应该判死刑的舆论四起,在这种千夫所指,万民唾骂的生活环境里,卓长仁开始了从未有过的精神苦闷,度日如年。
1991年8月6日,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王玉明的儿子王俊杰,被人发现被勒死在轿车的行李箱里。警方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确信死者与卓长仁有金钱来往。把侦查方向对准卓长仁,对准卓长仁展开调查。
七个月后,即1992年3月,台湾当局下令收押卓长仁及他的同伙施晓宁、姜洪军等三名嫌疑犯。
1992年5月,卓长仁被检察官依据绑架勒索及杀人罪提起公诉。七个月后,即同年12月28日,卓长仁在台北桃园地方法院被法官判处死刑。
卓长仁是个非常狡诈的犯罪老手。当他涉及王俊杰命案已受到警方注意的时候,便使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即编造了中国辽宁省政府对台办公室已向他表示,希望他回沈阳,不但既往不究,而且让他担任对台办主任的谎言,替自己造势,以便引起当局的重视。然而,卓长仁却又疏忽了一点,他忘却了,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通讯方便。台湾的记者听到卓长仁的谈话后,立即挂电话向辽宁省对台办公室查证。台办主任张仁寿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张仁寿说,卓长仁一旦返回大陆,公安机关必定依法逮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金蝉脱壳”之计失败后,卓长仁又使出一招“血口喷人”,他四处上诉,声称在法院审理期间,警方办案人员经常以灌汽油、灌水、蒙眼睛、浇水、浇冰块等恶毒的刑讯手法,逼他招供……
为此,台湾当局检察部门只好派人查访。证人都说没有看见警方刑讯的事情,而经法医为卓长仁等三名被告检查身体后,也没有发现任何外伤与内伤。因此法官在判决书上说事情已经明确,被告意图绑架勒索并杀害被害人的罪行确定无误。
1995年1月25日,台湾高等法院经复审后裁定,维持对卓长仁等三人因绑架勒索杀人而定为死罪的原判。台湾高等法院审判长称,合议庭认为,卓长仁、姜洪军、苏小宁等三名被告犯罪证据确凿,因此仍以共同意图绑架勒索,故意杀人罪判处他们死刑,此案一审、二审中卓长仁等三人均判处死刑。但三人不服向台湾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曾以部分证据需要再调查为由发回高等法院,而高等法院随后即1月25日宣布维持原判。
卓长仁等三人对维持原判仍表示不满,再次提出上诉。令台湾最高法院复审最后裁定维持高等法院原判,至此,这起在台湾沸沸扬扬达两年之久的“**义士”杀人劫财案,终于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