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19-8-20 10:59 编辑
束星北一个天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己 今天我们的头条为他,他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残酷,残酷地把人最美好的希望打碎,然后,又试图把碎片粘起来, 但是面对被残害的生命,谁能给他一个说法?于是,有人想把它偷偷埋掉,想连个墓碑都没有,但是,这不是一个没有墓志铭的世界…… 1972年10月14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会见他时,希望他能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请一些海外有才学的教授来中国。 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当时,李政道很想见见自己的恩师,但却没能如愿。
周恩来总理会见李政道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经常收到许多中国大学师生的信件,大多数都是向他请教,到国外学习深造的途径。玻尔非常不解,对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国外去学习物理呢 玻尔 20世纪50年代初,玻尔还曾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的近况和下落,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 他很想见他一面,但是和李政道一样,也没能如愿。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束星北,正在青岛接受劳动改造,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控,他每天至少要扫几十个厕所,这一扫,就是十几年…… 李政道和玻尔口中的束星北,究竟何许人也? 当我翻开他的简历,着实被吓了一大跳!他的天赋之高,在中国科学界寥如晨星;他的性格之刚强,在中国科学界也无人能出其右。
他曾是天下第一才子,他曾师从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达尔文,之后,还跟随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的推导。 仅仅一年时间,他就分别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 他被誉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他还是中国的雷达之父、无线电之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25岁的束星北,已经站在了世界科学的最前沿。但是,在他最需要潜心研究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母亲的家书。孝子的他在母亲的催促下, 辞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助教的职位,奉母之命回国结婚。他离开了美国风平浪静的实验室,回到了战乱纷扰的中国大地,但是,他却再也没能走出去。 回国成婚后,本可以举家再出国,那时美,英,德,法等国,都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但是束星北看到,当时中国在世界科技上已经非常的落后,作为一个满腔热血的有志爱国青年,他毅然决然的决定留在自己的祖国。 之后他在中国走了许多地方,最后来到了浙江大学。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竺可桢, 他在任期间广招人才,选聘国内一流的教授任职。当时的浙江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 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钱宝琮;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柭、王谟显、增禄,朱福炘;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在浙江大学,束星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平静,也是最辉煌的时光。 他讲课,既不用讲义、也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工整提纲。他只是用生动质朴的语言,从大家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说话非常随便、直率,还爱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有一个学生,听了他的课以后,深深地被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品格所影响,毅然放弃了原本所学的电机专业,转到了物理系学习。这个学生的名字,就是李政道,对,那个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李政道 就像那个时代,许多的爱国青年一样,他的心中,怀着一腔热血,渴望报效祖国。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曾苦苦寻求救国之道,先后到苏联、德国等十几个国家,试图为中国的未来寻求一条出路。但是他却没能找到自己希望的东西,心灰意冷之后,他决定要通过科学来使祖国变得强大。因为一颗爱国心,他一度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改为研究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并于1945年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的第一部雷达。 但是他太有血性,刚正不阿,为了拒绝国民党逼迫他入党的要挟,他让学生将安装好的雷达拆卸,结果遭到了囚禁。他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骂搞运动的学生,是“笨蛋”、“草包”、“狗屁不通”,但是当自己的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他是第一个站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工的人。 1950年,浙江大学思想改造期间,他听说苏步青,这位被国外,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教授,被人诬告贪污学校的东西,要以死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怒不可遏,气愤至极,直接就找到了管事的,将他一把揪住,一拳过去,大骂道:“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算个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得救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了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祸首。与那些从善如水,外圆内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他的个性是那么地强烈,心口如一,见不得社会的这些不公与黑暗。
王淦昌
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的好友王淦昌,邀请他一起去中科院工作,他直接拒绝了, 而是跑到了山东大学做教授。因为他认为中科院都是些政治学者,缺少科学家气质,他实在看不惯。 如今看来,如果当时他去了中科院,也许就能逃过未来的种种劫难。但是,谁又能提前料到,在之后的岁月里,中科院竟成为了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呢?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因为进入了中科院,才没被打成极右分子。
王竹溪
1952年底,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被邀请到山东大学做学术报告,报告中间,束星北突然走上讲台,直接说:“我有必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你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然后拿起粉笔,在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认真地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足足讲了40分钟,王竹溪极为尴尬地站在旁边。 王竹溪是谁?他可是杨振宁的老师啊! 这就是束星北,认真到不给任何人留情面,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假话空话,不说违心之言,真实到丝毫不懂得恭维。 领导找他谈话,他淡淡地回答:以前的学校都这样。 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让他再上台讲课。 后来,因为他不爱马克思主义,他坚持认为马列主义是哲学,不能指导自然科学, 不能指导物理学。 这个观点,无论如何是不能为当局接受,也不能为当局所宽容的。而他又坚持已见, 不肯作任何的调整或妥协,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他被赶出了山东大学物理系。无奈之下,他只好转学气象学,小试牛刀,发表了十几篇论文,结果就引起了气象学界巨大的轰动。他不是天才又是什么呢? 不久之后,他很快被推到全校公开批判的境地。如果当时他低低头,说几句违心的话也好,但那不是他的性格。于是在紧跟而来的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他又被升级为“历史反革命”。遭到了停职。 1955年12月10日,那一天是束星北的噩梦。尽管他自家的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字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也没能挡住轰轰烈烈的抄家搜查。 那个清冷的清晨,他们一家老小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全都被赶到了院子里,六七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他的家,将家里边翻了个底朝天,墙面、柱子被凿得面目全非。 他手里紧紧地拿着一本书摇动着,那是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又能有什么用呢?一切都是无济于事。最后,这些人抄家的收获,是一部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罪证。因此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 1957年,他又成了极右分子,工资被降到每月20元,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家中还有七个孩子要照顾。一家人拮据无比,为了躲债,经常要佯装家里没人。
束星北全家合影
1958年,他被开除公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编入劳改大军在青岛修水库。 这时,他开始了身体和灵魂上的改造,过去的天才束星北正在慢慢地死去…… 那个饥饿的年代,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艰辛。他四处借钱,只是为了能够填饱肚子活下去。艰难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一身的伤病。有一次,他实在饿得受不了了,跑到了瓜田里偷西瓜,结果被看瓜的老农当场抓住。老农看他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实在可怜! 就给了他一捧花生,他一把抓了过来,连皮一起吞进了肚子里。虽然没被饿死,活了下来,但是,真正折磨他的是深夜里安静后的辗转反侧;是对丢弃尊严与理性的悔恨;是对自己灵魂的质问与责难。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伴随着他度过每一天。 3年后,他又被调到,青岛医学院接受改造。任务是打扫教学楼的厕所。1960年,他突然发现,自己曾经的物理学家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了,他感到,中国有核试验的迹象。他的同事们,一定是因为正在进行核试验,所以不能同外界联系,他迫切地希望也加入到这个队伍。 为了摘下头上的罪名,他开始认真地刷厕所,自觉地刷厕所,有创造性地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怎样可以刷得又快又干净。他还详细地写了一本,刷厕所心得体会。一位世界一流的物理学教授,在祖国长期效力的岗位,竟是学院的厕所!作践斯文,莫此为甚! 同时,他还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同位素扫描仪、冰箱、保温箱、电子兴奋器、电子生理麻痹仪、胃镜、比色仪等,无法计算。 “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他的的爱国情结。 他连做梦,想的都是,怎样可以尽快改造,摆脱罪名,早日为国奉献立功。 他为此所做的,哪里还能兼顾半丁点的科学家形象啊? 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在知道中国要做核试验的时候,竟然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骨气,老老实实地接受了改造,并认下了所有的罪名。 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妥协与退让,都没换来一个,让他可以投身物理研究,来报效祖国的机会。 1962年年初,他的一个学生悄悄找到他,愿为他安排出逃海外。他自然很想出去, 去做自己真正想做,值得做的事。但是经过认真考虑,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有人认为这是他改造的收获,终于能够站稳立场,辨别是非,没有走“叛国投敌”的道路,“自绝于人民”。而我倒是觉得,要是他当时走了,真是天大的好事,那年束先生57岁,虽说有点晚了,总比困守青岛要好。中国不缺一个勤杂工,厕所打扫得再干净,在建设社会主义上也没有多大份量,这和人类痛失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相比,这能叫“叛国投敌” 吗?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举国欢庆!那一天,在青岛医学院, 一个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一个一心想为国家,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正躲在自己黑暗的小破屋内,双手捂住已经苍老的脸,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长时间的哽咽……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成功,在一边欢呼声中,他又一次独自垂泪,望着灰暗的天空,口中念念有词:“本该是我来做的,本该是我来做的。” 对于这样一个天才的科学家来说,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才华的无处施展,不能投身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眼睁睁的看着国家需要科技人才,但却望尘莫及,君子无用武之地啊! 束星北有一个儿子,原本在部队工作,前途一片大好。但是在束星北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后,他也直接被赶回了家,什么工作都不让做,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就连要饭,都没人敢给他钱或者吃的,大好前程,就此毁于一旦。束星北的女儿,曾向王淦昌感叹,认为如果她的父亲,为人处世要有王淦昌的一半就好了。没想到,一向温和儒雅的王淦昌,却面露怒容,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束星北与王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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