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披露中苏交恶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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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明复回忆录披露中苏交恶内幕

　　

　　《阎明复回忆录》近日公开出版，首次公开披露许多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史料。书中，作者阎明复还详细回忆了“文革”期间被迫害，在秦城监狱坐牢的7年半岁月。

　　昨日的新书座谈会上，84岁的阎明复来到现场，何鲁丽、阎明复、胡德平、邓榕、章百家、陶斯亮、陈小鲁、舒乙等人出席。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回忆录》从作者的童年写到上世纪80年代，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但着墨最多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苏关系。从1952年阎明复以翻译身份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见到斯大林，到1989年阎明复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者参与和见证了中苏关系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完整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而且首次披露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原始记录。

　　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

　　据了解，该本历时10年完成，共95万字。阎明复在自序中写道：“写回忆录的初衷是，作为中办翻译，我曾在伟人们身边工作了十年，亲历了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冷战的过程，想把那些历史事件真实记录下来。”

　　昨日出席新书座谈会的邓榕说，一个星期前拿到书后，“一看停不下手，一直看了三天三夜”，她讲述了自己从1957年起认识阎明复一家直到如今的交往故事。

　　邓榕回忆，阎明复从监狱出来后，她去中联部的宿舍看他，“大家悲喜交加，掉了眼泪”，由于在监狱的7年半，“老阎”只能朝着门口睡觉(监管随时开窗要看到被关押人员的脸)，当看到他的时候，“老阎”脸睡歪了，走路不是太好，说话表达得也不像以往流畅，“心里很不是滋味”。

　　摘录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有何责任”

　　中苏关系破裂，苏方应该负什么责任？苏方由阿尔波希夫牵头撰写的《总结》中已经讲明了。

　　1998年4月6日至8日，由我牵头，在河北三河市燕郊镇民福商务中心组织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

　　这次会议实际是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关于“中苏分裂的由来和发展”讨论会的继续，那次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大论战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并试图回答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这一重要问题，所以那一次讨论会侧重点放在中国方面。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讨论涉及大论战的实质、内容、后果，特别是我党当时发表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即“九评”)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经过讨论，与会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和看法。

　　秦城监狱七年半代号“67124”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

　　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

　　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他说，每次开饭的时候发开水。说完，他就走了，先关上木门，后关上铁门，最后听见了上锁的声音。

　　我开始向四周观看，这是一间不算太小的囚室，长方形，横向有十多步，竖向有五六步。门对面的墙上有两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长条铁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铁窗下面摆着一张矮矮的木床，上面叠着一床薄薄的旧棉被和棉褥。门的左侧墙角有带小门的厕所，装有冲水的坐式便桶，墙上有“窥孔”，犯人上厕所时哨兵从走廊可以观察。厕所旁边的墙上装有自来水的洗脸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只装有两层防护罩的电灯。每天傍晚时灯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寝哨吹响后，灯光就调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证哨兵夜间能看清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若有什么怀疑，可随时将大灯打开。

南都讯 记者葛倩 彭美

     综合媒体6月25日报道
   该回忆录包括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史料，其中包括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签署中苏两党会谈公报前与毛泽东的四次对谈全文、1960年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首赴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的五次对谈、9月底二赴莫斯科时杨尚昆的日记、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前的9次会议……   
    该回忆录还首次公开了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比如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关系曾有短暂缓和的情形，1961年，苏方为1960年所撤销的合同与合作，向一些尚未建成的项目补足设备，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表示苏联愿意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蔗糖，以帮助中国度过困难时期。但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组将“借给”翻译成“以贷款方式”，导致周恩来回复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表示苏联的粮食贷款可留作后备，但如果苏联国内市场不急需，中国同意接受“以贷款方式转口五十万吨古巴糖的问题”。这也令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相当惊讶。  

    报道表示，该回忆录另一个最大的贡献则是将原本可能只由少数人看到的中苏关系为何破裂的深层原因公之于众。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请斯大林时期任命的、1950年代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写了一个关于中苏关系变化的《总结》。因与阿尔希波夫私交甚笃，1995年，阿尔希波夫向当时造访莫斯科的阎明复透露了《总结》内容。   

    《总结》基本认为，中苏关系破裂主要责任在苏联，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扩展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所导致。“除了客观的因素以外，必须看到领导人的主观因素所起的使事态更加恶化的作用。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和‘分裂活动’。为此，首先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接受我们的观念和观点。”阿尔希波夫对阎明复说。   

    尽管苏联方面责任重大，但中国亦难辞其咎。报道称，在时任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的关注下，1998年阎明复牵头举行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与会者包括外交部、中联部的原领导和外交官、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担任俄语翻译的老同志，以及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社科院等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史的学者。会议形成两个纪要。基本认为：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责任更大。江泽民赞成纪要观点和结论。   

林林五

学习中苏外交关系的历史

山洞

知道了有人在研究这一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