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解放区”
魏威给我和海鹰寄钱了！他每月在信里夹2元钱，给我们每人1元。这是他去崇明岛新海农场务农前提出的，他说他要从他微薄的工资里拿出2元钱，支援我们“灾区”，别小看这2元钱，他每月工资只有180毛，寄给我们2元占他的工资11﹪。他这个人豪爽，待人真诚，一张俊脸永远挂着温柔的笑容。 他在农场不开心，虽然有一个最低生活费，但不自由。上有排长连长营长（他们农场学解放军，部队建制）再上还有徐景贤、张春桥，一层层压着，压得喘不过气来，简直像“敌占区”。 我们兰考是名符其实的“解放区”，尤其是韩村，自由，绝对的自由，既有生命的自由，又有思想的自由，完全摆脱了张氏王国的阴影，我们的心灵像花朵一样自由的舒展，像小鸟一样快乐的歌唱。 兰考的天是明朗的天，兰考的我们好喜欢，虽然生活是贫困的，但自由的空气给予了我们补偿。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上，队里除了给我们派活，从来没管过我们，随我们唱、跳、说。说什么，他们不管，也听不懂，我们知青在一起就唧唧喳喳说上海话。我们回上海探亲，说不说，都没关系，去多少天，随我们便！ 反正这里是来一天算一天工分的。不过，话得说回来，我们都是非常自觉地劳动的，都是想努力把自已培养成“以劳动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共产主义新人的，从不滥用韩村贫下中农对我们的信任。 十六岁的小妹妹们有一个同班同学夏萍在江苏海安投亲插队，她来信哭诉，母亲已把她许配给海安的表哥，她不愿意，又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天天以泪洗面。 这可把我们这群绿林豪杰气坏了。长得袅袅婷婷，却爱打抱不平的王敦平说，“岂有此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包办婚姻？我们去救她！”于是一支跨省救援特别行动队成立了，大弟也是一名志愿队员。他们先开到兰考三级（大队、公社、县）接收证明，再到海安开三级放行证明。还真行，没去多少天，人救回来了，是一位弱不禁风，像绿豆芽一样细长的小可怜儿。小可怜儿在我们韩村落户后，找到了属于自已的爱情，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在“解放区”，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插姐插妹为社员们纳鞋底、带孩子，插哥插弟为他们理发、挑水。大弟为他们配钥匙，我、李勤康为他们看病。韩村只有白菜、葱、萝卜三种蔬菜，而且数量少，大弟是个有心人，带来鸡毛菜，菠菜等菜籽，都是老农民恩奶从乡下讨来的，大弟在屋前家后开小片荒，播下菜籽，种出的蔬菜每户社员一份。当然做这些好事，我们都是无偿劳动，不会要社员一分钱的。 我的针灸老师一再关照“人命关天，一丝马虎不得”，因此我给病人看病，身边总是带好医书，边看病边对照医药书，有绝对把握再打针投药，故从没发生过事故。兰考人也从不笑话我，他们认为有学问的大医生，就是该带砖头厚的医书，有时他们会主动提出来：看看书上咋说？ 我的房东大娘患有肺结核和支气管哮喘，我遵照医书，给她制订了一套医疗方案，每天吃药三次，隔天扎针一次，我像孝顺女儿一样把药和开水送到大娘嘴里，大娘半夜发哮喘，我半夜起床给她打针。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大娘的病却时好时坏，断不了根，我恨自已医术太差，不能解除大娘的痛苦。大娘却给我打气：“红啊，我这病是老根了，解放前就得了，你不要性急，慢慢治，会治好的。” 一缕夏风，吹拂着一个农村大嫂的黑发，她抱着五岁的儿子，喜气洋洋地朝我走来，大老远就叫“妹子，俺儿会叫妈了”她的儿子看见我，却吓得直往妈怀里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他害怕我这个用长针扎痛他耳朵的“坏蛋”。 大嫂是邻村的农民，儿子是哑巴，她怀着一线希望，到我这里求医。 当时风靡新针疗法，报纸经常报导新针疗法治好聋哑人的新闻，新针疗法里讲治好哑巴的主穴是哑门，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我的针炙老师一再告戒我们千万不可刺哑门，哑门穴下是呼吸中枢，哑门刺得浅，疗效不显著，刺得深，刺着呼呼中枢，立即会中止呼吸，引起病人死亡。我牢记老师的教导，从不为了逞强而刺哑门。 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首次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留下了激动人心的一句话：这是一个人跨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巨大的一跃。 举头望明月，明月何其远。我现在还在作原始的农耕，什么时候我才能上复旦大学读书，当我的生物学家？而周谷声，什么时候才能当他的核物理学家？ 8月份，河南连降白帐子大雨，天上地下连成一片。听说驻马店发大水，我很为在驻马店插队的小胖担心，还好小胖写信来了，说山洪暴发时，他仗着会游水，逃了出来 ，还说听到中央广播电台广播韩村上海知青的事迹，信中表示要向我们学习。我连忙给他回信，对他的大难不死表示由衷的高兴。 高尔基把社会当作他的大学，我们把韩村当作我们的大学。未到兰考插队前，我曾对李伟君谈过我的设想，我说：“我们要在兰考办开放式社会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我们走向社会，了解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李伟君赞同地说：“我要把自己种在地里，发芽生根。我要了解农民，了解农村，对今后出路作深层思考。”他和管宇春带了许多大部头的书到兰考学习。有马列全集、有莱蒙托夫诗集等文学书、还有从上海旧书店专柜淘来的中央干部内部参考读物，封面是灰色的。天下大雨，大家就抓紧机会学习。我钻研医学书。聪颖好学的郑安岚，勤学好问的张萌都在自学初中代数，整天拿着树枝在沙质地上演算题目，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 郑安岚会提出一些与报纸观点截然不同的想法，譬如工宣队和学生的矛盾不是人为的矛盾，是政治矛盾，而学生是正确的；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是否有理？贫下中农并不先进，私字很严重等等。我们谁也不把她的观点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批判，反而佩服她，佩服她小小年纪就能不盲从，有自已的思想。 农忙过后，我们开始自已做饭，国家规定，知识青年供应半年城镇粮食，半年后由生产队分粮。 兰考人平时吃杂粮：玉米糊、高梁馍、豆面馍、红薯片等，过年过节才吃白馒头，他们称白馒头为好面馍，足见他们多么珍惜白面粉。平时不吃蔬菜，多用腌萝卜、葱蒜、辣椒就馍吃，过年过节时能吃上一碗菜肉饺子就算很不错了。 刚来时，我们吃现成饭，妇女队长为我们做饭，农忙过后我们自已做饭。实在是难为我们，我们在上海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派，谁也不会做饭。玉米糊还好烧，开水一滚，倒下玉米浆，咕嘟几下就成了，高梁馍就是蒸不熟，尤其是我，简直是做饭的低能儿，高梁馍捏得大小不一不算，还蒸得半生不熟。 刘平显露了他做饭的天才，他做的葱油饼，不比我们在上海吃的葱油饼差，一烤熟就被我们抢光了。当我们风卷残云般把第一锅葱油饼全部吞下肚后，他老弟第二锅还没做好呢，看着他慢吞吞地在案板上捏葱油饼，真把我们的肚肠根都急出来了。 随乡入俗，我们的一日三餐也和当地农民一样简单，高梁馍就咸萝卜，我们还学会生吃葱蒜。可是时间一长，就受不了了，变得非常馋，非常想吃大鱼大肉，毕竟我们处在长身体阶段，需要营养。 一次，我到知青屋，老远就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热闹非常，走近一看，差点没吓得我转身逃走，原来桌子上有一碗活的黄蜂幼虫，每条约一寸长，黄黄的肥嘟嘟的身体在碗里蠕动着。大弟和张萌几个人手里一人捏一条黄蜂幼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往嘴里放。他们正在打赌，谁吃得多谁胜。 吃！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 吃！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吃！…… 大弟和小妹妹们你一条我一条一会儿把碗里的黄蜂幼虫全部生吞下去了！ 好家伙！我看得目瞪口呆，这种黄黄胖胖一扭一扭的小虫，不要说吃，我看看也要恶心，他们怎么吃得下？真不愧为大英雄。 据小妹妹们讲黄蜂幼虫 是高蛋白，生吃尤佳，看来他们馋慌了，把黄蜂幼虫当肉吃了。我们已经许多天不吃肉了，不管黄蜂幼虫外表多吓人，它们毕竟是高蛋白呀。 我是个很不称职的姐姐，同大弟一起到兰考来，没有为弟弟洗过一次衣服，他也从不麻烦我。农忙过后，我从他床下、箱子里搜到满满三大盆衣服，趁雨停的间隙，我和他一起把脏衣服全部倒进积水塘里，过了过水，算是洗过了。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够得上大懒虫的称号了。 我病了，一会儿热得火烧，一会儿冷得像浸在冰水里，上下牙齿直打架。我为一个病人打好针后，自已为自已看起病来，我查了医书，诊断自已得了疟疾。疟疾是兰考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差不多每个兰考人都生过疟疾，我愿一辈子扎根在兰考，看来是逃不掉生这个病的。 我没备疟疾药，必须到县医院看病，可是我走不动，脚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兰考的夜晚多么宁静，星星在蓝莹莹的天幕上眨着眼睛，我躺在架子车上，民兵连长满囤拉着我，旁边走着大弟和张水荣。 我们已到县医院看好病，验过血，配了治疟疾的氯喹与伯氨喹啉。来回都是满囤拉的车，他不让其他人拉，他歉疚地说“你们谁也别和我争，这车该我拉，你们能为俺贫下中农服务，俺就不能为你们服务？ 听了这话，我好感动：并不都是付出真心，得到的是伤心，我们在兰考这片土地上付出了真心，得到的也是真心！ | 
发表于 2014-12-13 13:59
楼主
谢谢鼓励！谢谢理解！！谢谢欣赏！！！
发表于 2014-12-14 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