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 陈大东
35. 初恋 枣花如旧识,倾花向我开。五月下旬的韩村,春天才真正开始,微风和煦,绿树含烟,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枣花香味,蜜蜂嗡嗡地飞着,从这朵小小的黄绿色的枣花飞到另一朵小小的花上,从不知疲倦。 兰考有三宝:大枣、花生和泡桐。韩村的家家户户门前都种枣树,金堂大伯家门前的枣树王高十几米,树身一人抱不过来,听说有100多岁,最奇的是年年结蜜甜蜜甜的大红枣。 我最喜欢这时候的韩村了,整个村庄掩映在一片青翠的枣林中,我也最喜欢闻枣花的香味了,甜滋滋的,一直甜到心里。 枣花香也标志着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开始,5月下旬,没日没夜的农忙开始了。 每天,太阳还没有起床,我们已经起床了,割麦,拉麦,打麦……一直忙到月儿偏西,我们才一身汗一身土地从田里回来,累得我们只想倒头就睡。大弟入睡的速度在我们知青中间是顶快的,正当大家忙着洗脸洗脚时,他老弟已经用一张旧报纸把泥腿一包,头沾枕头打起呼噜来。 割麦的几天,兰考的天气特别好,太阳也特别毒,我们钻进一望无际的麦海,弯下腰刷刷地割麦子。我和大弟使用江南割稻的镰刀,是恩奶特地到乡下合作社为我们买来的,又大又宽,像月牙似的。兰考人用的镰刀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兰考闺女割得也不慢,她们从小割草,练出一身过硬本领。我紧跟着恼妹,头上的汗水雨水似地往下流,流得连眼睛也睁不开了。我用衣袖擦了一把汗,准备弯腰再割时,听到地头邮递员叫我的名字。我的心跳立即加快了,准是阿哥给我来信了! 我跑到地头,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信,撕开就看,阿哥写道: 你是一个 彻底解放了的 女性, 不,应该说是 女神。 …… 我的心里泛起无限柔情,飞快地在他的签名上吻了一下,又不觉羞红了脸偷眼朝四周看,幸喜没有人看我,大家都在紧张地割麦。 看完信,我立刻把信塞进口袋又开始割麦,这时,我的心变得像枣花儿一样蜜甜蜜甜,总想咧嘴笑,割麦也从来没有这样顺手,这样不觉得累。 我第一次见到阿哥,是68年的12月22日,这天是中国人的冬至,也是阿哥的21岁生日(那时候我们都不过生日,就是过也顶多吃碗面),阿哥乏味地吃完晚饭,正准备回到他的书桌上看他的书,这时有人敲门。 是我在敲门,我带来一封张水荣的信,他与阿哥(陈大东)都是复旦附中的学生,他请我顺路捎一封信给阿哥。 阿哥开了门,看见我站在他面前,顿时感到眼前一亮,一阵眩目的幸福充满全身:上帝把我作为生日礼物送到他面前了! 我在他家里毫不拘束地坐下来吃晚饭,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他家,我却一丝丝也不感到陌生,一口气吃掉了陈家姆妈给我煎的四只荷包蛋。 阿哥是67届高中毕业生,分在上海工厂当工人,业余时间他喜欢钻研摄影技术,他拥有一台黑白放大机,在那时的我们看来无疑是奢侈品。他拿出四张他自已放大的自拍照给我看,照片里的他,清秀、空灵、朦胧的眼神如梦似幻,我一下子被他的摄影艺术征服了。 在一个美丽的月夜,我和阿哥双双跌入爱河。 初恋的滋味实在奇妙:眼睛整天水汪汪的,身体24小时轻飘飘的,闪电般的惊喜一阵一阵的。如果我们想飞上蓝天,牵手就能飞上蓝天;如果我们想留住百花盛开的春天,相视一笑就能留住春天…… 割麦必须抢在大晴天进行,太阳越大,对丰收越有利,可是对割麦的人越没利,我们都被骄阳烤糊了,嗓子渴得直冒烟。这时最受欢迎的是金堂大伯,他会在我们渴的时候挑两桶沁凉的甜水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韩村有一口淡水井,二口咸水井,韩村人把淡水井里的水称为甜水,表现了他们对淡水井的偏爱,甜水能吃,咸水井里的咸水又涩又咸,只能洗衣服。 “喝甜水啰——”金堂大伯扯开洪亮的嗓子在地头吆喝,我们立刻扔下手中的镰刀,“哄”地涌上去。 木桶里的井水漂着几根麦杆,麦杆上停着一只鼓着丑陋眼睛的癞蛤蟆,它一看见我们就扑地跳走了。我们都看见这只癞蛤蟆了,也知道井水是生的,但谁也没在意,口渴的感觉压到了害怕的感觉,管它癞蛤蟆不癞蛤蟆,解渴最要紧!我们抢着用豁了边的粗瓷碗舀井水喝,一仰脖子骨碌碌一口气喝完。 像强盗抢似的,一会儿功夫,两只大木桶底朝天了。现在我才明白《水浒》里的生辰纲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梁山泊好汉劫得了,全在一个渴字。 割麦结束后,我们开始了拔秧插秧。 去年韩村第一次试种了四十亩水稻,获得了亩产800斤的好收成。这块田原来是一片沙丘,高洼差一米,有十二条深沟,5个大盐碱包。社员硬是用肩膀、架子车把地整平。盐碱地种水稻,可以洗掉土表的盐碱,把盐碱地改造成良田,还可以高产。所以生产队决定今年水稻扩种到二百亩。 双贵和我们打趣“你们上海孩儿从小是吃大米长大的,会吃咋不会种?这二百亩水稻交给你们上海知青了,中不中?” 中!我们学着兰考话说。 双贵说的有些道理,我们虽然不是农民,但每年要到农村参加三夏三秋劳动。比起只种过一季水稻的韩村农民,我们还可以摆摆老资格了。 大弟像有使不完的劲,什么活最重,他抢什么活干,他和老把式金堂大伯搭档平水稻田,灌水,挑秧,活像一个壮劳力。 灌好水的稻田平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我们上海知青一字儿排开,左手拿秧分秧,右手插秧,一排插六穴,每穴插秧苗5~7株,插完一排,倒退半步,再插第二排,然后第三排……我们一步步倒退,我们面前的绿地毯一寸一寸向前延伸…… 我们为新兰考织绿地毯,顶着烈日织,披着星星织,碧绿的大海代替了白花花的盐碱地和黄色的沙丘。织到最后,我们忘记了时间概念,醒来是插秧,做梦也是插秧,我们把青春织进秧田,我们把生命的足迹留在兰考的田野里。 我们插了近一个月的秧,大家的脸都变尖了,腿胀得不能动,腰酸得不能弯,13个人13个生病(又从上海农场转来一个知青)有的发烧,有的拉肚子,我的10根手指根根肿得像胡萝卜,我知道自已的关节炎又发了。“小朋友”(徐洁容)的腰扭伤了,一动就痛,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了,她急了,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秀目,差点要“下雨”: “我一定要去,轻伤不下火线,谁下火线,谁是孬种!” 这个时候,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焦裕禄——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忍着剧烈的肝痛经常用钢笔顶着肝区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 比起焦裕绿,我们这些小病小痛算什么! 韩村的土质不好,稻田有时硬得像块板,我们就用手指挖,血挖出来了,放到嘴里吮一下,再挖…… 插秧插到最后几天,我们全趴下了——趴在地上插秧,因为腰实在太酸了,一点儿也直不起来了,弄得满头满脸满身泥水。 我们也成了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 我身体极度疲倦,我的精神却处于亢奋中,我的阿哥天天在上海用他真诚的心给我写忠贞不渝的情话(原文): 妹呀,过去我的恋爱观是要漂亮的爱人,她要比任何人都美,她应该赛过西施,将来有漂亮的孩子,她为我安排生活,安排得一丝不苟,她无限忠于我,为我的政治前途服务,她能够天天和我在一起,她能够给我前进的动力,给我更多的时间,帮我做一切琐碎的事情,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和革命。 妹呵,你闯进了我的生活,冲破了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我感到高兴,我没有后悔,只有幸福,虽则有千百个姑娘羡慕我,羡慕我的才干,我的相貌,我的思想,甚至我的经济,政治地位,但是我从来不正眼看她们一下,我的心目中只有你,我只爱你,从认识你的一天起直至永远。 一本马恩选集摊在桌上,可是阿哥一个字也看不下去,本来他每晚要学习4~5个小时的。 天真活泼幼稚可爱的妹呵: 哪一天你能坐在我身边,看我放照片? 哪一天我们才能永不分离? 哪一天我们能走遍天涯海角? 哪一天我们能周游世界? …… 阿哥发疯似地向我的照片问出几十个问题,我在照片上对他笑。 我亲亲的甜甜的小阿哥哥,用他那颗纯洁的少男之心,为我写诗,写了一首又一首。这是我出世以来读到的最美的童话。 以下摘录了一段阿哥1969年6月写的诗(原文): 我发疯似地跳起来, 在屋里来回地走着, 走呵,走呵, 就好像这样能走到你的身边。 腿酸了,人累了, 我倒在床上, 我进入梦想, 我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 在宇宙间遇见了你 ——红色的海鸥, 我们双双飞过高山, 飞过海洋, 飞过城市, 飞过农乡, 迎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迎着那鲜红鲜红的太阳, 飞呵,永远飞翔, 妹呵,那一天不会太远! 哇,好浪漫呀,好甜美呀,红鸥公主和天鹅王子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当阿哥还在睡梦中时,我和我的插友已在稻田里插秧了,插呀插,我只知道左手分秧,右手插秧,插呀插,我只知道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深夜,我用肿涨的手指握着笔,写信给阿哥:阿哥呀,我爱你……写着、写着,我伏在“写字台”上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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