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战犯表弟的“双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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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战犯表弟的“双面人生”

在中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文强这样，在国共两党都担任过高官。毛泽东是他的亲表哥，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林彪是他的同学，邵力子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程潜对他有救命之恩，戴笠视他为心腹骨干，蒋介石“钦点”他为中将，杜聿明点名要他做副参谋长，他又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26年铁窗生涯，毛泽东批准最后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革中，文强这个非常人物，演绎了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一、毛泽东的亲表弟文强

1907年9月19日，文强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郊(今望城县金良乡)的一个书香之家，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姑妈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的贵族学校就读。在明德中学读书时，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他与比他大14岁的大表哥毛泽东接触也就多起来了，加之毛家兄弟的母亲文七妹与文家有亲戚关系，毛泽东兄弟俩便把文强当成小弟弟看待，感情很好。

文强第一次叫毛泽东“大表哥”时,毛泽东笑着说：“你是文天祥的后代，那我就得考考你，看你会不会背他的《正气歌》。”

文强也笑着说：“当然会啰!我们文家的后代，无论男女老少，从小都要背《正气歌》。”

毛泽东说：“我不信。你现在就背给我听听。”于是，文强就大声地背诵起《正气歌》。接着,毛泽东也跟着念了起来。顿时,房间里充满了一片慷慨激昂之声。

从此，文强就跟毛泽东熟了起来，由此他也认识了湖南学生运动的许多风云人物并深受影响，开始接触新的革命思潮，随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二 、黄埔四期同班同学林彪的班长

1925年夏,在湖南共青团组织的推荐下,还未满18岁的文强告别了养育他的三湘四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广州,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成了同班同学。可没过多久,文强就和林彪打了一架。

一天晚上睡觉时，文强看到林彪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支枪。文强知道,在宿舍里出了事,身为班长的他是要负责任的，就准备过去警告林彪不要瞎来。

谁知文强刚刚坐起，就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林彪手中的枪走火了，一颗子弹射了出去,打穿了上铺的床板，还把那床上的枕头打了一个洞。幸运的是，那个床上的学员此时到宿舍外面找水喝去了，躲过了这一劫。

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林彪的一声枪响，不但惊动了宿舍里所有的人，也惊动了外面的值勤官。正当宿舍里乱作一团时，值勤官已经带着哨兵，拿着手电筒进来了。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文强：“是谁在打枪？你是班长，看见了吗?”

文强一见这架势，就知道林彪把事情闹大了。不过，他还是想把这件事搪塞过去，就慌里慌张地谎称不知道。

值勤官当然不会相信，就说你是班长，你不知道谁知道？赶快说，是谁私藏枪支？你不说就跟我到团部走一趟! 文强知道再也瞒不下去了，只好说，我刚才看到林彪有点儿心神不定，手老在枕头下面摸来摸去，可能……

没等文强说完，值勤官已经奔到林彪床边，从他的枕头下拿出了那支枪。值勤官把枪拿起来闻了闻，知道刚刚打过嘛,还有火药味道，还发现子弹壳。值勤官非常生气，狠狠地批评了林彪。林彪知道自己错了，低下头不敢作声。

值勤官说：“你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没有按规定上交枪支和子弹，又在宿舍里打枪，两个错误加在一起，你说该不该关你禁闭!”

林彪没有说话。谁知值勤官一走，林彪就骂起文强来：”你这个家伙，么落井下石啊？你这个‘湖南骡子’!”

文强一听林彪这样骂他，心里当然不服气，就质问林彪，他没有说是你打的枪，怎么是落井下石?

林彪认为文强在狡辩，要揍他。文强也不示弱地说：“你要跟我打架是不是？那我得告诉你，估计你三个林彪也不是我文强的对手。不信，你就过来试试看!”

林彪怎么会相信文强的话，他冲到文强面前，一巴掌搧了过来。文强一下子火了，也“啪”的一下打了过去，竟然把林彪打到他的床上去了。林彪不服，爬起来还要打，又被文强一下子给撂倒了。这时，周围的人发话了。有人说：“林彪啊，真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自己错了竟然敢打班长!”

也有人说：“自己犯了错误，还要找别人的麻烦，真是不讲道理!… …”

林彪一看犯了众怒，就不敢再闹,怏怏地回到床上去了。从那以后，林彪对文强一直耿耿于怀，不再搭理他了。

三个月以后，军校对入校的新生进行“甄别考试”,凡是考试及格者一律升为军官生。文强通过了这次考试,被录入政治科,而林彪则考取了步兵科。从此,文强就和林彪分开了，但是他们之间的恩怨并没有画上句号。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文强随着起义的队伍,从南昌向赣南转移。途中,起义部队在会昌和国民党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场遭遇战之后,坐在路边休息。此时,文强发现林彪竟然也在附近,就十分高兴地向他走过去。

林彪一看是文强，依然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文强就主动地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咱们是邻居嘛！我们有两年没见面了,如今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

听文强这么一说，林彪才勉强地笑了笑，然后站起来,给他敬了一个军礼。

文强马上笑着说：“哎呀,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嘛，还给我敬礼呀。”

哪知林彪却阴着脸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军衔)敬礼。我是个小小的上尉，你却是少校了，而且还是少校营长，我能不给你敬礼吗?”

文强说：“不要管什么官阶不官阶的，总算让我看到你的笑脸了!”

林彪这才笑了。

三 、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8月，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望，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且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不久，

文强的同学周恩寿对他说：“我有一个哥哥也在这里，他知道你来了，叫我带你去见见他。”

文强说，你哥哥是谁呀？周恩寿告诉他，周恩来呀！文强老老实实地说，你不说，我还真是不知道,可是你哥哥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于是，文强怀着一颗好奇心，跟着周恩寿来见周恩来。

周恩来一见到文强，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你就是文振之的儿子文强吧？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认识。你还有个姑姑在法国读过书，你的姑父姓李，也在法国读过书，对不对？”

文强一听，就说：“我听说过这件事。”

周恩来高兴地说：“你知道吗？他们两个都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的好朋友。后来,他们都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的是建筑工程，你姑姑学的是美学。”

文强就说：“不错，他们现在已经回国了。我姑父现在是湖南省公路局的总工程师，姑姑在湖南大学教美学。”

周恩来说：“他们都学有所长，现在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这很好嘛！”

这一番话，让文强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他没有想到自己与周恩来有这么近的关系！这一次见面，年轻的文强，不仅感受到了周恩来的平易近人，还被其气质和风度所深深地折服了，他认为周恩来就是自己未来人生的榜样。

不久，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黄埔军校，文强和周恩来就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而文强的能力也逐渐被周恩来所认可。

一天，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来黄埔军校作报告，需要找一位速记员，周恩来就把文强介绍给了他。当文强把整理好的讲稿送给邵力子时，邵力子大为赞赏，认为他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便说：“你的速记这么好，将来很有前途的，我来介绍你加入国民党吧。”

年轻的文强，当时并没有想到加入国民党有什么不好，就一口应承下来了。从此，文强就成了一个有双重身份的人。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立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规定任何学员“不许跨党”，并明文规定“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学员中，像文强这样有双重身份的人很多。文强经过一番考虑，最后还是毅然决定退出国民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在“整理党务案”宣布后不久，文强就正式退出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四 、跟随朱德入川

武昌汀泗桥战役结束后，毕业后的文强，调到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邓演达身边，做警卫队工作。

一天晚上，邓演达对文强说：“朱德同志现在要到四川杨森的二十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你马上挑选40个人跟着他一同到四川去开展工作。”

在朱德的安排下，文强他们立即分成几个小组，化装成学生或小商小贩，悄悄地抵达了万县。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朱德便向杨森建议，在万县开办一所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机构，学员毕业后可作为部队的骨干。杨森非常赞同。不久,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就在万县办起来了，文强和一些入川的黄埔毕业生被任命为队长或政治教官。万县一下子成了四川的“小黄埔”。

春节到了，杨森又接受朱德的建议，在万县举行了一次庆祝北伐战争胜利的群众游行大会，并在北校场举行了阅兵式。在阅兵式上，年仅19岁的文强身穿笔挺的戎装，佩戴醒目的绶带，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英姿飒爽地登上主席台，担任阅兵式的总值勤官。在万众瞩目之中，这位年轻的军官立即成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成了当时许多革命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不料几个月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紧接着，杨森也在宜昌磨刀霍霍，准备“反水”。

五、 血雨腥风中发展壮大川东地下党武装

1928年2月，文强在朱德撤离四川后不久，文强也奉命悄然离开了万县，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8年秋，有“四川彭湃”之称的李家俊，组织了两万多农民，准备在万源县举行**。当时，李家俊派了一位叫胡洪疆的青年到重庆与四川省委联系，请求派人前去指导。

省委书记刘愿安和军委书记李鸣珂一商量，觉得这件事只有派文强去最合适。

1928年冬，文强化名“李哲生”前往万源县。李家俊一见省委真的派人来了，非常高兴。接下来，文强遵照刘愿安的指示，将这支起义军编为“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简称“一路红军”)，自己任行动委员会书记，李家俊任副书记，曾在部队里当过手枪营营长的徐永仕为参谋长。

1929年春，“一路红军”的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影响波及到周边的几个县。这时，四川军阀刘存厚和刘湘勾结起来，对根据地进行重兵围剿。一次战斗中，胡洪疆光荣牺牲了。在后来的龙潭河战斗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一路红军”几乎全军覆没，文强和李家俊分别率领仅存的二三百人突出了重围。

这天，文强和徐永仕率领两百余人，趁着夜色来到了川陕边境的大巴山麓，结果遇到了一股一直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部队。土匪头子叫程德山，手下有一千多人。文强一看形势很不利，就对徐永仕说：“他们人多,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就说我们也是土匪,想跟他们入伙。”

徐永仕说：“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于是，文强对土匪头子大声喊道：“我们都是同路人，愿意尊你为大哥，一同替天行道。”

程德山果然相信了文强的话，因为他正想扩充人马,就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文强和土匪头子做起了“兄弟”。

令文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程德山在一个独眼师爷的唆使下，竟然要他到当地的西乡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去借2000块大洋来发军饷。

这个要求真是让文强哭笑不得。自古以来，哪有土匪向官兵借军饷的，这岂不是自投罗网?但为了自己的部队，文强还是答应了。他骑上一头小毛驴，带着一个小喽啰下山了。

到了西乡县城，文强和那个小喽啰就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驻军团长派了个书记官来审问文强。他见文强长得清秀文雅，像个读书人，就问：“你进过什么学校?”

文强就随便说自己先在湖南大学读书，后来又进了重庆大学。有一次被土匪抓去了跑不掉，就当了个军需官，现在被派到这儿借钱来了。

谁知那个书记官竟是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很同情文强的遭遇。为了试试文强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要文强当场写一首诗，题目叫做《相晤情》。文强看了看这个题目，几乎没有多想，就提起笔来写了一首七绝：

天涯险峨此时情，阶下囚为座上宾。

一夜熏风吹入幕，荷香送入梦中清。

书记官一看，信了，就给文强出主意。

他说：“你这次要想借到钱，就只有劝我们的团长把你们收编过来。我们的团长也正需要扩充人马，这倒是个机会。”

后来，那个团长果然亲自出马，问文强对收编有没有把握。文强非常肯定地说没问题，可团长却有些犹豫不决。他知道程德山那伙土匪盘踞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十多年，占有6个县的地盘，势力非常大。于是，他就对文强说：“如今我是个团长，他也是个团长，他能接受我的收编吗?”

文强一听，灵机一动，对团长说：“你就把自己的旗号打大一点儿嘛。把你们的团改编成一个旅，你就当旅长，等到把程德山收编过来后，他还是当他的团长，这样你们不就搞到一起了吗?”

团长不由得看了文强一眼，觉得此人真是个人才，第二天，他给了文强800块现大洋，让他去招安程德山的部队。

文强又骑着毛驴回来了，对程德山说：“没有搞到2000块钱，他们只给了我800块大洋。”程德山十分高兴地说：“什么？我们在这里搞了十多年，这还是头一次啊!八百块，喜事喜事啊!”

后来，这股土匪真的接受了招安。收编后，文强就想把这支部队改造过来，变成一支革命的队伍。徐永仕留在部队里做好士兵的工作，他则回重庆去向省委汇报。

哪知文强离开后不久，和他患难与共的徐永仕就被反复无常的程德山以“通共罪”给杀害了。惊闻噩耗，文强不由得悲从中来。

文强返回重庆途经万县时，碰到了四川省的早期中共党员王维舟。他悲痛地告诉文强，刘愿安、李鸣珂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在重庆被反动军阀刘湘给杀害了。文强一时如五雷轰顶，想不到自己去万源县的这些日子，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

王维舟还告诉他，新的四川省委已经建立起来了，程子键任书记。

六、 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文强便心急如焚地往重庆赶。到重庆后，他悄悄地来到了那个秘密联络站，看到女主人还在，他这才放了心。女主人叫周敦璤，是刘愿安的遗孀周敦琬的二姐。周敦璤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受妹妹周敦琬的影响，一直充当着中共四川省委交通员的重要角色，秘密地为党工作。于是，文强在周敦璤的指引下，顺利地和程子键接上了头，程子键见到文强，喜出望外。

随后，程子键把文强带到一条叫“河街”的小街上。这里有一座单门独户的吊脚楼，是刘愿安的家。吊脚楼从外面看上去和周边的房子并没有什区别，却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所在地，是共产党在四川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最高司令部和指挥部。

在这里，文强见到了周敦琬。睹人思人，文强又想起了刘愿安，不由得悲从中来。不久，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工作的需要，任命文强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

临近春节，新的省委又面临着一场新的灾难，反动军阀刘湘在他的二十一军成立了一个“特务委员会”,活动十分猖獗,省委的一些秘密交通站遭到了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在这危急关头，省委立即决定由重庆迁往成都。这时，程子键交给文强一个新的任务，叫他不要随省委行动，而是继续留在重庆组建川东特委，并任命他为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负责领导川东一带23个县的革命武装斗争。为了让文强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还特地为他配备了一个非常得力的领导班子，周敦琬为川东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老省委委员郑佑之为组织部长，文强的老同学廖宗泽为军委书记。

七、撤销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职务开除党籍

1931年6月，文强任川东特委书记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特务委员会”侦缉队逮捕了。但是，特务们哪里知道，文强被捕以后，立即通过“特务委员会”中的“内线”，同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川东特委取得了联系。地下党组织指示文强采取“假坦白”的方式，编造一些“假口供”，积极主动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以取得特务们的信任，从而为外面的营救工作赢得时间……

几天之后，身陷囹圄的文强，终于逃出了敌人的魔掌。连夜赶往成都，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

此时，四川省委书记已经由程子键换成了罗世文。罗世文正在贯彻执行“王明路线”，听了文强的汇报之后，他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要给他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对此，文强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始终坚持认为，当时自己身在狱中，完全是按照狱外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工作巧妙地与敌周旋，而自己的那些“假口供”并没有涉及党内机密。但是，文强的这种申辩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认可。

后来，文强又多次向省委申诉，仍然没有得到罗世文的理解和信任，最后还是执意要处分文强。但是，性格耿直的文强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还与罗世文据理力争，两人的关系由此闹得越来越僵。没想到，在文强拒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罗世文居然代表四川省委，对他作出了“开除党籍”、撤销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职务的决定。

文强申辩无效，面对这样的结果，一气之下，他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愤然离开了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又逃回了湖南长沙。

然而，文强回到长沙的当天，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匆匆赶回老家处理母亲后事。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他又秘密地来到上海，希望能找到党中央，向自己的老师周恩来申诉冤屈。可是，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去上海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已经在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

而此时的上海，因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党中央已被迫切断了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周恩来也在1931年底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了。因此,文强自然是一无所获。同时，他的这种擅自离开四川到上海找党中央申诉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他自动脱离共产党的事实，从而进一步为四川省委开除他的党籍找到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文强又失望地回到了老家。此时，他一肚子的苦衷无处可诉。想到自己这些年来出生入死为党工作，没想到最终竟落得如此下场。正如他父亲所说：“革命革得国民党在通缉他，共产党也在处分他”，让他真是里外不是人!

遨翔天地间

八、 “军统”大特务
呆了一段时间后，文强觉得还是该出去找点儿事做。于是，他先在一所小学里教书，然后又去了长沙，化名“文浮生”，在“少年通讯社”做记者，不久就担任了该社社长，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然得罪了湖南反动军阀何键。何键派人查封了文强的报社，并且要抓他。文强心想，这个时候何键还只知道他叫“文浮生”，如果让他查出了自己就是“文强”，是共产党的“要犯”，那麻烦就大了。要知道，何键杀共产党是从来不眨眼睛的啊!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强立即作好了逃离湖南的准备。恰在这时,文强与他的老同学廖宗泽不期而遇。此时的廖宗泽，已是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队长、指导员。这次同廖宗泽的相遇，让文强的命运从此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逆转。
没过多久，经廖宗泽推荐，文强很快加入了“黄埔自新同学会”，随后就到杭州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教官。当时，文强并不知道，他所在的这所警官学校其实就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机构，是特务头子戴笠创办的，也就是后来“中统”的前身。不久，戴笠来到杭州约见了文强，并介绍他加入了另一个秘密特务机构“中华复兴社”。从此，文强在戴笠的引导下，彻底脱离了共产党。由于文强父亲的好友程潜现已官至国民党海陆空三军总参谋长之职，这让戴笠等人对文强更是另眼相看。文强在戴笠的手下可谓青云直上。当年秋天，文强在程潜的帮助下调到了南京，任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政训处中校处长。
上海沦陷后，在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前夕，蒋介石指示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签署了一份命令，任命文强为国军前方办事处上校主任，即日赶赴苏州视事，收容从上海撤退的国军和别动队的溃散人员。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后，文强只好改道来到安徽的句容县，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他的前方办事处，分别向镇江、金坛、浦东、常熟和无锡五个方向开始收容工作。后来，他把收容到的一万多人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日夜进行训练，准备将这支队伍再次拉到抗日前线去。由于这支队伍的人员成分很复杂，其中有很多是青、红帮之类的帮派分子，所以，戴笠将其更名为“忠义救国军”，并任命文强为“忠义救国军”总部政治部主任。
从此,文强就带着这支部队驻扎在皖南一带，积极进行训练和防守。殊不知,江南的新四军此时也驻扎在当地，文强的部队就和新四军做了多年的邻居。
当时，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是袁国平，也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和文强的关系一直很好。袁国平告诉文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在延安听到了文强被处分的消息，认为四川省委开除文强党籍的做法不妥，就为文强平了反，并指示新的四川省委恢复了文强的党籍。因此,袁国平劝文强应重新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去。
可这个消息对文强来说已经太迟了，他没有再回头的念头了。他想到当年在四川时,自己仅仅是被捕了一次,就落得那样的下场,而现在自己已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要是再回去,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于是,他安慰自己道:反正都是抗日,在哪里抗日不都是一样?
1940年夏，文强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进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汪精卫的汉奸政权进行策反工作。当文强乔装打扮，秘密地带着一班人马来到上海后,他就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党”,和汪精卫在上海的“76号”特工总部进行着殊死较量。实际上，文强在上海不仅要躲避汪伪政权的特工,还要提防在上海的日本间谍。
一天，文强应邀到法租界的锦江川菜馆吃晚饭，对方是他的一位同事,要同他交流一下有关汪伪政权的情报。这家川菜馆的老板就是上海的商界名流董竹君,平时与文强交情甚好。
当时，董竹君特意把文强二人安排在三楼的一间隐蔽的包房里，同时还安排了一位服务员在楼道上巡视。谁知，文强他们刚坐下来没说上几句话，就听到楼道上的那位服务员在大声喊：“先生,请问你找谁……”
听到这不同寻常的喊声，文强一惊，忙向他的同事使了个眼色，立刻钻到了桌子底下。几乎就在同时，楼道上传来一阵沉闷的枪声，几颗子弹从包房门口呼啸而来，火光飞迸，正好击中了文强刚才的座位，把窗子上的玻璃击得粉碎。紧接着，就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文强和他的同事立刻掏出手枪，趁势在地下一滚，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然后提着手枪冲到了门口。这时，文强发现有两个穿着风衣的身影正向楼下逃去。
枪声惊动了租界里的巡捕，一时警笛乱鸣，楼上楼下和大街上一片混乱。事后文强才知道,那一次前来暗杀他的是两个日本间谍。
远在重庆的戴笠得知这一消息后，深为文强的生死担忧，就电告他“盼一日一电报告平安”。但是，文强给戴笠的回电却是：“某电谨悉。万一不幸，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戴笠实在担心文强在上海的安全，就急电他限一周内取道金华或香港来渝报到。 文强只好再次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赶往重庆。
1945年春，戴笠将文强调到西安，提升他为军统北方区区长，负责陕、晋、察、冀、豫、鲁六省和平、津两市的军统工作。期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和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被蒋介石亲自点名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九、 程前为文强饯行：“作好准备当俘虏”，一语成谶
1945年8月15日，当文强听到日本天皇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顿时泪流满面。想到自己从1937年“八•一三”后奔赴上海抗日前线，至今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几番出生入死,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但是，文强的位子还没坐热，蒋介石一道新的任命让文强的命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48年9月中旬，蒋介石电令，说杜聿明点名要文强速去徐州任“剿总”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文强赴徐州之前，程潜为他饯行。宴席上，程潜以一种久经沙场所特有的眼光，非常恳切地对文强说：“你这次去徐州，要作好准备当俘虏。”
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
文强在徐州的那些日子，正是淮海战役即将展开的时候。谁知大战还没有开始，蒋介石又亲自下令把徐州前线“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调到东北葫芦岛收拾残局去了。杜聿明一走，文强和徐州前线“剿总”司令刘峙、参谋长舒适存等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他们沿陇海线摆的那个“一字长蛇阵”，一摆就是二十多天，居然和解放军相安无事。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时解放军也在运筹帷幄，已经完成了整个淮海决战的部署。
就在淮海战役决战的前夜，文强意外地收到了林彪的一封密信，信中劝他早日弃暗投明。
文强虽然认真地看了一遍信，但是并没有听从林彪的忠告，而是把信撕碎了，撒在那片冰天雪地里。他站在那片雪地上，回忆着自己和林彪的那些往事，想起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心中百感交集。
后来，尽管杜聿明从东北风尘仆仆地赶回到了徐州前线，但战况却是急转直下。济南失守，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徐蚌会战”成了纸上谈兵。当徐州城处于一片风声鹤唳之时，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撤退”。
1949年1月8日，解放军向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时,杜聿明带着手下的一伙残兵败将已经从徐州城逃到了陈官庄。晚上十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午夜12点,杜聿明给文强打来电话，要他带着指挥部的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当文强一干人马冒着密集的炮火赶到时，却没有见到杜聿明的影子。原来，杜聿明给文强一打完电话就和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一道逃跑了。后来，邱清泉被乱枪打死，杜聿明成了战俘。
见不到杜聿明，文强只好又回到了自己的指挥部。这时，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文强已经是四面楚歌。
终于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到天亮时，文强清点人数，发现自己身边只剩下九个人了。他带着他们来到一条小河边，找到一个遗弃的掩体钻了进去。文强说：“解放军的炮火暂时还打不到这里来,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大家一听，就纷纷倒在地上睡着了。等他们再次醒来时，周围只有一些零散的枪声，文强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了，解放军正在清扫战场。于是，他对大家说：“如今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还是出去看看吧。”
1949年1月10日上午，没想到文强他们刚走出那个掩体不久，程潜为文强饯行时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一语成谶，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十 、毛泽东批准最后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1949年1月10日，文强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先后被关押在华东野战军设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教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1950年春，文强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最后关押在秦城监狱，直到特赦释放。
文强自知历史问题复杂，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觉得有生之年是难以走出这高墙大院的，认为“忠臣不事二主”，就准备一条道走到黑，拒绝认罪写悔过书。
其实，因为文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最高当局曾打算只要他写份悔过书，就释放他。但是，文强的态度一直很强硬，他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的同学，我是他的班长。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让他们写，我不写。”
监管人员一听，愣了好半天。
后来，有人将文强的这段话悄悄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沉吟了好半天，最后只说了一句：“让他好好改造吧！”
也许，这就是文强为什么成为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的症结所在吧！后来，特赦之后的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当时周恩来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在功德林监狱最初的几年中，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外，在其他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好的。这种表现是全面的，包括交罪认罪、劳动学习、遵守监规（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监狱的监规就是由文强拟订的）等各方面。由于表现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1958年10月初，文强和其他一些身体强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监狱，来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开始了又一阶段的改造生活。文强和战犯们一起在农场里劳作，既收获了劳动果实，又从中增强了对劳动的认识，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情感，思想改造前进了一大步。

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文强作为功德林监狱的战犯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当晚，文强激动得夜不能寐。他亲眼目睹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由得心潮澎湃。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写下了一首长诗《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参观述怀十韵》，其中“形势逼人焉再误,喜情如醉耳边驰”真实地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
1959年11月底，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全部战犯回到功德林监狱。此前，战犯们已经从报纸上知道政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将特赦第一批服刑十年、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这一消息，令文强这些战犯们兴奋不已，都在憧憬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1959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宣布对杜聿明等10名战犯予以特赦。
虽然首批特赦没有文强的名字，但他从中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乘兴写了一首古风体诗。诗云:“雪霁春宵夜，欣闻‘嫁女’归。登堂谒慈长，入室问同帏。携饴各分赠，谈吐新风随。衣着何昂扬，弹冠生光辉。公民权可贵，良思可安危。往事如逝水，来者犹可追。新人明似镜，新月照天陲。难得‘归宁’语，晨钟暮鼓催。天安门再见，依依话久违。”
1960年3月，功德林监狱的全部剩余在押战犯搬进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此后，从1960年到1966年，先后又有5批战犯被特赦，但还是没有文强的名字，这使他不免感到有些悲凉和失望。眼看“特赦”一批接一批，文强心里也稍感安慰，知道早晚会轮到自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整整9年。原来，就在第6批“特赦”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特赦战犯的工作被搁置起来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9年里，很多革命干部包括一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干部都被批挨整，甚至含愤而死，监狱外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的“叛徒 ”、“特务”、“走资派”天天挨斗受批，受尽人间折磨，就是前几批特赦的战犯又有人“回笼”了，来了个“二进宫”，但是由于中央明确规定不准冲击监狱，使这些在押战犯却因祸得福，没有受到冲击。对此，特赦之后的文强在他的长篇自传体《新生之路》一书中写道:“自1959年起至1966年止，共六次特赦，平均一年多一次，而这次，也就是被宣布为最后一次，因为受‘浩劫’的影响，竟拖长了十年。拖长了十年，似乎是不幸，其实，对我来说，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在这个‘保险箱’中，平安度过了十年。”
1974年，由于“文革”导致战犯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恶化，许多国民党的重要战犯在监狱里先后病逝。为此，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报告，说这些人都要关得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外影响不好，都释放了吧。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这样，特赦战犯的工作重新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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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战犯实行特赦，并予以公民权。在293名特赦战犯的名单中，文强位列前十名。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文强出狱后，周恩来派人把文强接去，并送他去医院看病，对此，文强深受感动。他说：“是我不识时务，性格又不好，结果误入歧途，我现在也无颜再见大表哥了……”
周恩来说：“当时我们也有责任。你现在认识到了就好嘛。”
特赦后的的文强，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当时，他和其他特赦战犯一样，面临着两个选择:可以留在祖国大陆，听候分配工作；也可以申请去海外或台湾。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后，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他在填写今后志愿的表格中写道:“我个人的志愿是永远定居祖国大陆，……我愿意回到原籍或定居上海，过自食其力的生活，除此，别无请求。”
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办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强谈话，认为他请求定居祖国的决定，是真心实意的，是多年脚踏实地的改造结果。政府对此表示满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对人民有益的事。后来，文强被安排在北京工作，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职委员。
1983年5月8日，文强以“特邀人士”的身份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开幕前，新华社记者特地邀请文强等八位新增补的委员举行一次茶话会。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
此后，文强以一颗赤诚之心，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身份，以及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主动联络两岸人士，沟通了包括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一文强一生的三个女人
文强一生命运多舛的，有过三个女人。不过他曾坦言，第三次婚姻“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第一任妻子周敦琬
文强的第一任妻子周敦琬，也就是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安的遗孀。
1928年冬，刘愿安牺牲，1929年春节，周敦琬的表哥吴吉芳来看她。他是文强当年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两人见面后惊喜交集。这年秋，在吴吉芳的撮合下，只比文强大两岁的周敦琬便成了他的妻子。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被营救出狱后，由于种种原因,文强受到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走投无路的文强只好带着周敦琬回到了自己的湖南老家。
后来，文强在老同学廖宗泽的推荐下又来到杭州警官学校当了一名教官。随后,周敦琬也来到该校任教。从此,夫妻俩就在杭州这个“人间天堂”,过着一种安居乐业的生活。
不久,受戴笠赏识的文强又被调到南京工作。“八•一三”事变后,文强奉命去上海前线,只好让已有身孕的周敦琬回湖南长沙去了。
后来,周敦琬又辗转到了重庆、成都，投靠自己的二姐周敦璤。在此期间，周敦琬被查出患了子宫瘤。当她在成都一家医院动手术时正碰上日机轰炸，慌乱之中，为她做手术的医生竟粗心大意地将一把手术刀缝在她的肚子里。没过多久,疼痛难忍的周敦琬在生下一个儿子后就悲惨地去世了。弥留之际，她曾给文强留下一封遗书，希望他能与葛世明结合，带大他们的孩子。
第二任妻子葛世明
葛世明，后来真成了文强的第二任妻子。她和文强的婚姻很富有戏剧性。
上海沦陷后，文强奉命撤出了上海，到江苏一带收容散兵游勇，组建“忠义救国军”。当他带着队伍往安徽芜湖撤退时，第一次见到了葛世明。
葛世明的老家在浙江宁波，她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的一所学校教书。战争发生后，学校停办了，葛世明有家不能归。正在她不知何去何从时，遇上了文强的部队，她就要跟着他们走。
当时，文强只是负责收容部队中失散的士兵，没有办法去收容那么多的难民，因此不想让葛世明跟着他们走。这时,一位姓刘的参谋见葛世明的处境实在艰难，就对文强说：“这么一个年轻弱女子，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你的朋友多，就给她几块钱，让她去投奔你的朋友吧。”
后来，文强不但拿出了十块大洋给葛世明作路费，还帮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在武汉的一位朋友，托他帮葛世明找一份工作；另一封给自己的妻子周敦琬，希望她能帮葛世明找一个小学教员什么的做做。
在葛世明离开的前几天，文强发现刘参谋对她特别照顾，又得知他俩都还没有结婚，就趁机给他们做起了媒人。葛世明当时就同意了，因为她从心底里已把文强和刘参谋看成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到了芜湖，文强派刘参谋把葛世明送上了去武汉的轮船，然后就带着队伍走了。可是没走多远，就听说有一艘英国人的轮船刚刚被日机炸沉了。文强心里很难过，他担心葛世明正好就在那艘船上。不久,文强和刘参谋却意外地收到了葛世明的来信。原来葛世明当时并不在那艘船上，这时她已经在武汉了。她说，经文强的那位朋友介绍，她正在一所由军统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几个月以后，文强又奉戴笠之命第二次来到上海，和汪精卫汉奸政府的特务进行斗争。当文强和刘参谋刚住进上海东方饭店时，葛世明竟然找他们来了，文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来上海的行动都是对外保密的。葛世明就说：“我现在已经是军统的报务员了，你们来上海的电报就是我译出来的，我不但知道你们来上海的消息，还知道你们住的地方呢。”
第二次重逢，大家自然都很高兴。这时，文强又旧话重提，要葛世明和刘参谋现在就订婚，并且自作主张，掏钱替刘参谋买了一枚戒指准备送给葛世明，又替葛世明买了一块手表准备送给刘参谋。等到礼物都买好了，刘参谋却说：“我已经和一位护士订婚了，因为她曾经救过我的命。”听他这样说，文强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虽然大家都有点儿尴尬，但文强还是坚持要刘参谋把那枚戒指送给了葛世明。
后来，葛世明因为想逃离军统，就偷偷地跑到长沙，并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葛世明又来到成都，和周敦琬联系上后，就和她住在了一起，并陪伴周敦琬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等到文强回到成都时，周敦璤告诉他，周敦琬已经去世多日了。闻听噩耗，文强一下子惊呆了，不觉无语泪先流。周敦璤说：“葛世明一直在照顾敦琬。她去世时给你留了个遗言，要你和葛世明结婚，你们的儿子就由她带着。”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文强不知道葛世明在哪里，周敦璤也只知道她曾经去过贵阳。文强就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葛世明在贵阳的地址。正当文强准备去贵阳找葛世明时，不料蒋介石和戴笠派他去华北太行山的抗日前线去做孙殿英和庞炳勋的工作，以防他们投靠日本人。文强只好给葛世明写了封信，说：“周敦琬希望你带好我的儿子，要我跟你结婚。我现在暂寄1500块钱给你作路费，另外再寄1500块钱给你。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
等到葛世明真的一路颠簸赶到洛阳时，文强已经进了太行山，和庞炳勋及孙殿英他们打交道去了。
1943年，日军对太行山区发起大扫荡，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先后投靠了日本人。此时，身在洛阳的一战区司令官蒋鼎文，也一度失去了文强的消息，以为他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被日军给抓起来了。
葛世明听到这个消息后，整整哭了一天。她始终认为文强是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于是，她到街上去为文强测字，想知道文强的下落。那个测字先生对葛世明说：“这个人命大，不会有危险的。”后来，他给葛世明说了四句偈语：“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绿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
葛世明并不知道“犀”是什么东西，但她还是相信了测字先生的话，认为文强没有死。
一个月以后，文强果然从太行山脱险回到了洛阳，找到了葛世明。不久，他就同葛世明结婚了。当葛世明把测字的事告诉文强时，就问“犀”是什么东西。
文强笑着说：“犀”就是个淹不死的东西。”
葛世明高兴地说：“那个测字先生的话真准啊!”
婚后，他们一起生活了6年，直到1949年，文强去徐州任“剿总”副参谋长时，就让葛世明带着儿子去了台湾。
不久，葛世明从电台广播里得知文强在淮海战场上成了俘虏，于是，她又带着三个儿子和保姆回到大陆来寻找自己的丈夫。到上海安顿下来后，她孤身一人到淮北、鲁南一带四处打听文强的下落。眼看半年时间过去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时的葛世明，吃尽了苦头。为了能活下去找到丈夫，她把自己身上的首饰和一些好一点儿的衣服都卖掉了换饭吃。有一段时间，她竟然是光着脚丫到处跑，最后几乎变成了乞丐，不得不跟那些要饭的难民们争着抢东西吃。
虽然没有找到文强，但是葛世明仍然没有放弃。自此,她没有再回台湾，而是留在上海继续打听文强的下落。上海解放后，陈毅当了市长，葛世明就去找他。陈毅对文强的经历比较了解，也很同情葛世明眼下的处境，就安排她到一所学校里教书。后来陈毅调走了，政策也变了，葛世明就被认定是“战犯家属”，并且怀疑她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于是被清理出了教师队伍。后来,她又被打成了“反革命”，理由是她曾做过“军统”的报务员。这时的葛世明，完全过着非人的生活，再加上丈夫文强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她实在没有勇气再生活下去了。1955年的一天晚上，她打开煤气自杀了。
葛世明死后，她的几个孩子一直由那个在她家做保姆的阿婆带着。等到文强被特赦出狱后,阿婆把他们送到了文强的身边。从此，文强就把阿婆当成自己的母亲赡养起来，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
第三任妻子张女士
再后来，文强又有了他的第三次婚姻。这次婚姻，却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个错误。
当年特赦之后，政府就对这些战犯作出了规定,鼓励他们能够夫妻团聚的就团聚，不能团聚的可另找媳妇结婚。当时文强已经七十多岁了，本不想再婚，但是禁不住热心人的介绍，后来还是与一位银行家的遗孀张女士结婚了。
刚结婚时，双方感觉上都很好。但是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用文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发现张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尽管如此，文强还是与这位“坏脾气”的张女士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忍受了她的种种毛病。直到后来她不断地向文强要钱，文强实在吃不消，就召集子孙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后来，在孩子们的支持下，文强决定同张女士分居。
但是，在分居期间,张女士依然如故。这时，文强只好上法院提出离婚。不过，文强对这位老伴还是有情有义的。当时，张女士同意离婚，但提出要三万元的“分手费”。文强觉得这个张女士本质还是善良的，似乎要得少了点儿，最后就给了她五万元，让张女士喜不自胜。
离婚后，文强高兴地说：“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充满坎坷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风雨人生，享年9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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