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行政干预作物种植

文字虫

(刊于《中国网》)

2次行政干预作物种植

        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退休前始终工作在农村，对于农村情况很熟悉。我所在地河北省冀县（今冀州市），历史上有2次行政干预作物种植，其教训，至今让人难以忘记。

      第一次在“大跃进”时；第二次在“学大寨”时。

      在“大跃进”的1958年时，大刮“浮夸风”，农业上搞什么“放高产卫星”，鼓吹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等。当时，冀县的党政领导，认为红薯是高产作物，种植红薯容易拿“高产卫星”，为此，做出大种红薯的决定。冀县平常年份种植红薯3万亩左右，这年确定种植10万亩。强令往下层层压种植指标。

      在大种红薯中，因为当地薯秧不足，便到藁城、栾城等外地购买。运力不足，就动员全县群众及干部职工、教师学生人背车驮运薯秧。由于运程远、环节多，薯秧成活率很低。还由于任务太大，错过了栽种适宜期后，仍然要求栽种。所以，是年所种红薯收成无几。正如群众所说“花了钱，费了力，比其他作物收得还要低。”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20世纪70年代前期，当时的冀县党政领导，一个是搞了“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再一个是大种“两红”，挤压其他。

      冀县具有悠久的植棉历史，早在明朝就大面积种植。1949年至1963年期间，全县年植棉面积30多万亩，皮棉总产500多万公斤左右。最高年份植棉40多万亩，皮棉总产800多万公斤。曾经被邀参加全国棉花会议。可是，由于受“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影响，种植上不顾本地情况，一味地搞粮食生产，将具有巨大优势的棉花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一压再压。         
      1978年，植棉面积降至15万亩左右，皮棉总产降至200万公斤左右。最低年份，植棉14万亩左右，皮棉总产仅100万公斤，亩产皮棉最低的1977年还不足7公斤。因为植棉面积的缩减，粮食生产非但没能搞好，还丢掉了棉花生产优势，破坏了合理的种植结构，致使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值徘徊不前。

      20世纪70年代前期，当时的冀县党政领导，“学大寨”，千方百计创高产。看到大寨村种植红高梁高产，又认为红薯产量高，就提出了大种“两红”，即红高梁和红薯。强令种植“两红”，不允许种植人们当年生活习惯需要的玉米、谷子等作物。各级还组织了专门的检查队，发现有种玉米、谷子等作物的一律予以制止。

      当时，正值“文革”极左盛行，讲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两红”不好吃，有的村、队（现村民小组），偷偷地在远离公路、大道的地块种上，或在一块地的四周种高梁，地的中间种玉米、谷子。但被发现后，虽然玉米、谷子都长到一尺多高了，仍要开反面现场会，作检讨，拔掉玉米、谷子改种“两红”。结果，年谷子、玉米的种植面积，由平常年份的30万亩左右下降到10万亩；“两红”的种植面积，由平常年份的20万亩增加到40多万亩。虽然，当时全县粮食产量高了些，但是，打破了人们多年饮食习惯，遭到百姓极大地抵制和反对。

      行政干预作物种植，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群众意愿，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费力而不讨好；必然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不能顺利推行；必然不能长时间存在，只能存在一时。

开心就是好

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可以因势利导，不可行政命令，教训是深刻的。

真真

典型的中国特色，受害的是老百姓啊。

山洞

在这冷冰冰的数字背后却是活生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