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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饶事件真相何在? 新闻来源: 史海钩沉于 2014-07-12 2:23:32 在中共党史教科书中,高饶事件被称为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重大“路线斗争”。除了高岗、饶漱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陈毅、彭德怀、林彪、薄一波、安子文等中共最高决策层领导人几乎集体卷入,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一直延续到文革,历史教训极其深刻。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过去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都被否定了,所造成的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和纠正。而高饶事件却在邓小平“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一锤定音下,成为仅有的两个维持原判的事件之一。近年来,一些当事人撰文呼吁为高饶事件平反,围绕该事件的历史迷雾逐渐被揭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庞松在《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期撰文《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指出,目前的传统叙史方法已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高饶事件有待史家进行新的历史认知与真相解读。
高岗与饶漱石几乎没有任何一张合影,图为高岗(左)、饶漱石拼图
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官方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反党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此后的官方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框架。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毛泽东、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在《党的文献》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2]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毛泽东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路。
2008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文革”劫难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中共执政后政治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3]对高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澄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4]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解读路径。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反党”,历史上多指他反对刘少奇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刘少奇而落马,但刘少奇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政治上与刘少奇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触犯了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散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等。由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毛泽东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刘少奇、彭真不能让人放心。毛泽东还对高岗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等等。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5]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被列为高岗罪名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散布“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反省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6]
换句话说,高岗只看过“有薄无林”的名单,并未看过所谓有林彪的另一组名单。安子文从未将任何名单送高看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定这是刘少奇授意的,是刘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以当时高与毛的关系,他本应马上将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汇报,却和陈云、林彪等谈了。这是高岗的一大错误。更大的错误是,毛泽东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高岗却不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
1953年12月,叶剑英、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毛泽东“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追查清楚。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问他: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依然不敢承认,欺骗了毛。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警惕。赵家梁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3、高岗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林彪
林彪因生病在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事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当时林彪讲:“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7]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负责人,在同高岗、张明远的谈话中,毛讲到:“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毛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这应该是高岗去西山看望林彪后,又一次从毛泽东口中听到有人讲“苏区党”、“白区党”问题。
上述两件事,按传统的分析,说明在对刘少奇的看法上,林彪与高岗是一致的;高岗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言论在党内高层是有共鸣的。实际上,这时高岗的南下活动尚未开始,林彪和谭震林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议论在前,高岗南行散播这些议论在后。赵家梁引述的高岗的反省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问题是林彪、谭震林都讲了这些话,却唯独高岗受到整肃。
4、高岗的南方之行
1953年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休假的一系列活动,是高岗的重要“罪证”之一。赵家梁书中谈到高岗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逗留活动的经过。10月8日高岗到杭州,不久即去看望在此养病的林彪。24日马洪等六人在刘庄向高岗汇报时,陈正人来了,一进门就很兴奋地嚷嚷:“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啦!”这是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牵涉到刘少奇。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多少意见。25日高岗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其间自然谈到刘少奇的问题。叶剑英、谭政等都与高岗有所交谈,故有叶、谭来京开会向毛谈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事。
可见,高岗南方之行,将毛泽东对他说的有关刘少奇和中央体制问题的意见,不仅同林彪私下交换过看法,而且在不少高级干部中散布过,议论过中央调整机构及人事变动的问题。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王鹤寿、陶铸、陈正人、刘亚楼等在发言中,都讲到高岗与他们谈过毛对刘少奇的意见。其中,陶铸说在广州陪同高岗期间有一次三个小时的谈话,是高岗“较系统的一套反党纲领”,并详细列举了谈话内容。
赵家梁说,在去广州的专列上,高岗与我和梅行多次聊天,内容广泛,讲得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高说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少奇不那么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是危险的。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他的圈子,主要是把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刘不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高岗还对他们说:“主席说,中国的马林科夫还未定,要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8]赵家梁说,高岗讲主席对少奇不那么满意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直接听毛主席讲的,有一种深为忧虑的心情。
林蕴晖总结道,高岗南方之行的一系列谈话,可以说是财经会议“批薄射刘”和组织工作会议“讨安伐刘”意图的总概括。它集中反映的是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苏区党”和“白区党”的权力要重新分配。而高岗因深得毛泽东器重,将成为这次权力分配的主要决策人。
5、关于高岗主张“轮流”说的考证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假,关于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历来有多种说法。传统说法如《毛泽东传》记载,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9]还有彭德怀的说法: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10]三是杨尚昆的说法:毛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后两种版本略有差别,但均为征徇意见的语境,并未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依照惯例指定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以征询意见的方式提出,是有政治原因的,即上述毛与刘在新民主主义政策等诸方面出现认识分歧,以至刘不仅在政治上,甚至在组织上失去了毛的信任。但刘少奇终究是中共七大以来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还必须观察一下其他领导人对刘的态度。按杨尚昆的说法,“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刘少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立即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一种观点认为,高岗显然了解毛的意图,故而说出:“轮流吧,搞轮流好。”杨尚昆的判断则相反,说:“这一试,果然使他(高岗)露了底。”[11]
据林蕴晖考证,历史事实是中央先后作过两个决定。最初讨论问题的会议,按《邓小平年谱》的最新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12]显然这次会议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另据赵家梁补充的细节,会前毛泽东对高岗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陈云思量毛是不是另有考虑,犹豫道:“我看可以轮流?”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高岗马上说:“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13]
论者认为,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应属正常现象,何况“球”是由毛泽东抛出来的。可见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是不能成立的。后来有人指责朱德也赞成“轮流”,是想“黄袍加身”,有“野心”,在高、饶问题上“有帐”等等,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检验的。[14]
问题在于12月15日会议以后,事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揭开了高岗问题的盖子。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信任,会议另作了一个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15]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6]这与高岗提议“轮流”,根本不是一个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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