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其腰封标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评价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笔者在万圣书店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眼球。读过这本489页的厚书,感到45元的书价还是物有所值。
作者张胜是张爱萍次子,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因此,这本书所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津津乐道“过五关,斩六将”,回避“走麦城”;张胜则在新四军的败仗上大做文章。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讲将帅如何同心,上下如何协力;张胜则侧重讲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用腰封背面的两句话“以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以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来衡量,读者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书中有些浓墨渲染的人物,竟然无名无姓;有些最让人感兴趣的情节,刚一开头就戛然而止。“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弘扬,还是微讽,是七分褒义、三分贬义,还是反过来,从张胜的字里行间中找不到确切答案,这说明他想要澄清围绕父亲的历史迷雾,却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露破绽。
一、与彭雪枫、黄克诚、赵紫阳、王震四人的关系和分歧
这本书讲到了张爱萍与彭雪枫、黄克诚、王震、赵紫阳等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人的关系与分歧。按照张胜的描述,在有关的过节中正方都是张爱萍。虽然是家属的一面之词,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有一面之词,就可以引出两面之词,真相就会从辩论中展现出来,最没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紧接着,中共十二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继续抓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
二、外交部和军方的顶牛
外交部门与军方顶牛的事,以前人们了解甚少,《两代军人的对话》对此略有披露。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
“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张胜笔下“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不一定是大使馆的一把手。当时的驻美大使是章文晋,是个相当开通的外交家。打小报告的人多半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三、张爱萍夫妇的恋爱婚姻
张胜在行文时,有的时候指名道姓,有的时候隐名埋姓,不知道他掌握的标准是什么。至少在谈论他父母的恋爱婚姻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书中写道:张爱萍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忍痛分手后,李克农又告诉张爱萍,所谓托派问题,是孙力的一个情敌的诬告。张爱萍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
但是说到母亲李又兰的前夫,张胜就吞吞吐吐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含其中了。”“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合在一起了。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组织”希望李又兰为前夫守贞节牌坊,新四军哪个“领导人”值得“组织”这样出面干预呢?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项英。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领导人有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知周夫人为何子友,袁夫人为邱一涵,李又兰的前夫只能是项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