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毛泽东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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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毛泽东二三事 2013-12-26 11:07  　　凤凰历史　   　　嘉宾简介：李锐，1917年生，湖南平江人，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1958年1月后任毛泽东兼职秘书，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1982－1984年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共12届中央委员，12、13届中顾委委员。    　　初见    　　凤凰历史：在见到毛主席之前，您对他是个什么印象？    　　李锐：我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已经向往共产党的革命，抗战前入了党，但没有读过毛泽东的书，只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抗战初期才读到《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预言了抗战的整个过程：防御阶段、相持阶段，最后反攻阶段。我是1939年年底到的延安，对毛泽东当然是很崇拜的。那时候《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都出来了，整风运动后，毛泽东的威望是最高的。    　　读中学时，母亲跟我讲过毛泽东。母亲在平江清末办的启明女校第一班的同学里，有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1920年前后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经常到李六如家去。钟桓英说，我给毛润之洗长褂子都不知道洗了多少次，因为毛不讲卫生。所以我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   　 凤凰历史：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呢？    　　李锐：整风运动开始，我听毛泽东做“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面对面听他讲话。为什么开改版座谈会呢？因为《解放日报》的版面同一般报纸差不多：第一版是天下要闻，第二版是国内版，第三版才是共产党的新闻和文章，第四版是边区和文艺。所以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很有意见，认为它不像共产党的报纸，于是就开了改版座谈会，到了三十几个人，我管评论，也参加了。 　　那个时候《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由丁玲主编，登了她写的《三八节有感》；后来还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之类的话，对延安的等级制度和不民主，都有些意见。1940年，大家在中央青委工作时，办了一个大墙报“轻骑队”，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落后的或不顺眼的现象（我也是作者之一）。    　　毛泽东在改版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还做了手势）：“我晚上看书，点两根洋蜡；我穿斜纹布，吊口袋。”为什么他说要点两根洋蜡呢？那时候生活困难，大家都点的油灯，即菜油小灯，办公室有煤油灯。毛泽东说他点的洋蜡是进口的，斜纹布也是进口的，只有中央高层的人才穿着。我们的衣服都是土布。吊口袋是吊在衣服上面的口袋（编者注：即解放后中山装的式样），我们的口袋是钉在上面的。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是特殊化，你们能怎么样。他用这样的神态讲这话，我很不舒服。   　　散会后，我对胡乔木说（胡当年已是毛的秘书）：我们有些意见，是制度的问题，认为延安的等级制度在发扬民主方面不够，办“轻骑队”也是反映这些问题。整风运动发展到抢救运动，延安和边区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实一个打入党内的也没有），我被当作特务坐了一年半牢，受过严刑拷问等；以及江西时代打AB团等肃反大批杀人之事，也略知道一些，这里就不谈了。所以那时候我对毛泽东就有了不太好的印象。    　　在延安的时候，虽然有看法，但是对毛主席还是非常尊敬的。在《解放日报》工作后期，我管社论，毛写的和修改的社论，都要经过我刊登。延安只有他用宣纸和毛笔写文章，都是一遍稿。离开延安时，我的任务是到冀热辽区负责办报，给了我半匹骡子带东西。我带的一半是《解放日报》，再就是在杨家岭的中央图书馆找到的一些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另外我自己还有些书，合起来有一百多斤。我自己的东西中，最珍贵的是毛泽东的两篇社论手稿，其中一篇社论是谈生产运动，《毛选》中还没有收入。1949年后我在长沙时，我把这两篇社论，连同他写给湖南老朋友周世钊和彭友胜（编者注：在辛亥革命中，毛泽东曾参加长沙新军，彭友胜是当时他的副班长）的两封信，都装裱成册页，题名“当代墨宝”。《龙胆紫集》中有诗记述：“字若龙蛇笔有神，征途万里总随身。桑干河渡曾浸水，手迹珍藏见寸心。”    　　凤凰历史：新中国建立后，您在什么情况下再次见到毛主席呢？   　　李锐：1952年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坐而论道”的岗位，到北京负责水电建设。当时水利系统一些领导人建议快上三峡，解决长江洪水问题。1958年初，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跟他面对面开会。这个会可说是“大跃进”的序幕，反对当时陈云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的思想，最后一个大问题是讨论三峡上马。当时毛泽东接受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意见，要立即上三峡工程。我是水电建设总局的局长，关于三峡问题，我早就写过文章反对。在会议上我讲了我的反对意见，毛泽东也接受了，而且最后要我当他的秘书。（编者注：欲了解李锐与林一山在南宁会议上关于三峡工程的辩论详情，请关注凤凰网历史频道后续推出的《对话李锐》专题。）那时候我搞水电，说工作很繁重。“那就兼职嘛”，毛泽东这么一说，我就没办法了。   　　从南宁回来没几天，他要我晚上去跟他谈话。对国内外大势的一种议论，谈到9点钟，服务员进来准备晚饭。首先报菜单，第一个菜是什么你猜一猜？    　　凤凰历史：红烧肉？    　　李锐：熊掌，熊掌我都没有见过，他就问我：“你吃不吃啊？”我一听说是熊掌，就说“我吃”。    　　那次是我第一次到他的房间里去。他住在中南海，睡的是双人床，比一般的双人床宽，是木板床，他不睡软床。床上三分之二的地方放的是线装书，房中的书柜里面也全部是线装书。大家知道，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这是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丛书。不少学者认为，毛很喜欢研究帝王之术。    　　过了几天，周恩来找我。当年为宣传水电，我在北海办了一个展览会，许多中央领导人去参观过。周恩来要我把新安江水电站的模型搬到西哈努克住的宾馆去，让他知道我们在搞这样的建设。我就照总理的意见，到西哈努克的宾馆把那个模型放好了。等到晚上7点多钟，周恩来才来，我跟周比较熟，可以随便一点。我因为没吃饭，就发牢骚：“总理啊，我肚子饿了。”你猜他讲了一句什么？他说：“我跟你还不一样？”接着又说了一句：“你看到了吧，穿着破睡衣，躺在床上吧。”这就说明，他们同毛的上下关系，跟我同他们的上下关系一样。毛一天到晚躺在他的床上，看书、吃饭、党内来人谈话，都不下床，除非要写文章或有外国人接见。    　　周恩来他们对毛都了解，可说谁也不敢惹他。庐山会议原来是准备反“左”的，当时已经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了。结果彭老总一封信，最后尤其是张闻天带理论性的长篇发言，都惹动他了。    　　凤凰历史：黄克诚曾经说毛泽东晚年因为失眠，所以脾气比较大，您有这种感觉吗？    　　李锐：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由于我向他写了三封信，谈“大跃进”的许多问题和不当之处，他是接受了的，于是大大地抬高我，讲了这样的话：“我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到庐山会议，由于彭、张有反对的言论，就变得厉害了。毛泽东最后对我的态度什么样呢？通过《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文件时，决议稿的开始有这句话：“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毛泽东就故意问周恩来：“这个追随者是哪个咯？”周恩来就讲是李锐。他又讲：“李锐，你来了吗？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够格。”因为我不是中央委员，他说我不够格，只能当追随者。这种情况当年在党内都传达了的，我的老朋友黎澍后来见面时跟我说：“李锐是真完蛋了。”    　　凤凰历史：还有什么例子呢？    　　李锐：我在《庐山会议实录》里写了一件他当时对朱老总的态度。朱老总跟彭德怀是好朋友，他们两人是真正打仗的人。在常委会上批判彭德怀时，朱老总第一个发言，讲得比较温和。毛泽东把脚翘起来，做了手势：“隔靴搔痒。”朱老总满脸通红，再不讲话了。    　　毛同朱老总的关系如何呢？朱老总的秘书沈毓珂，跟我一起工作过的，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情。1949年以后，实际上没有让朱老总管事情，只让他关心手工业。朱老总也住在中南海，闲了喜欢养兰花。兰花不能见太阳，必须在阴暗的地方才长得好。他就要办公厅，帮他盖一个遮阳棚。不知道毛怎么看到了朱老总的信，就批示：中南海不是朱家花园。（编者注：晚清长沙首富朱昌琳的私家园林，人称“朱家花园”）随后朱老总把他养的所有兰花捐给中山公园，不再养了。      　　印象    　　凤凰历史：请您谈一谈对毛泽东总的看法。    　　李锐：由于自己在党内的经历，尤其是两次坐牢：在延安关了一年半，“文革”时在秦城单间关了八年。我在离休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思考三个大问题：即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主义和理论是怎么回事？共产党的作为（即同上面两个问题的关系）如何？写了十几本书。关于毛泽东其人其事，写了五本书，都公开出版了。即《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早年毛泽东》、《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晚年悲剧》。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就讲了我经历的事情。他的早年就很独特、很了不起。他在第一师范当学生的时候，部队的枪他都敢缴回来，那么厉害。（编者注：1917年，毛泽东曾指挥“学生自愿军”，在长沙近郊迫使北洋军一支约三千人的队伍缴械。）他少年离开家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也写过这样的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沁园春》那首词，有人说是胡乔木帮他写的，胡乔木没有那个气概。他早年的读书笔记中有这样的话：“我只对自己负责”。可以说，“自以为是”贯彻了他一生。他从早年起就有这种气质，把他放在中国古代来讲，也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把自己的思想、志向等等都公开讲过：“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杀的人没有我整的多” ， “我从马克思那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另外他还有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   　　毛泽东去世前的遗言有这么两句话：我平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第二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对第二件事他担心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