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1966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事情开始 莫名其妙 那是1966年10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任务到来 我从梦中惊醒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30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36岁,装扮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直到上路 我才知道要干什么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唯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里你们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党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党,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寻找过程 相当费周折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36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8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20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开大学 我们也碰了钉子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3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3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