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遨翔天地间

子虚乌有的“寻找伍豪启事”

                                         马雨农

     说到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离不开“伍豪事件”。与此相关的，还流传着一个所谓1936年4月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后者一直被作为张冲与周恩来恩怨人生的转折点描写，看作是“国民党抛出橄榄枝”，派张冲秘密联络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走向第二次合作的标志性事件。都把它与张冲四年前炮制的“伍豪事件”相对应，凸显他与周恩来化敌为友传奇人生的戏剧色彩。但笔者考证发现，这个“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实际上是个误传。

      一、对这个故事的质疑

      有关“寻找伍豪启事”的故事，30多年来不断被重复讲述。基本雷同的版本是这样描述的：

      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又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求被寻者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去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某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谓有要事相商。这则“寻人启事”仍然出自张冲之手，但却不是故伎重演，而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之计。

       ……启事登出后，张冲便派员昼夜守候在这家酒店的房间里。鉴于几年前的教训，中共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终于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取得了联系。潘汉年与张冲及陈立夫等在上海、南京经过多次接触，商谈了有关国共合作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谅解。

      这类文章，抄来转去，大同小异。但近年来，在继续重复中，出现了颇为离奇的演义。2011年6月，一本记述张冲的新版书，以“寻找伍豪”作为首章开篇，这样写道：

       1936年4月，上海。

      内乱与外辱，让岁月变得阴冷。

      一天，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忽然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一条醒目的“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伍豪兄，家有要事相商，请见报后，务必于5月5日，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24号房间，与吾一晤。

黄毅

      第二天，《时事新报》、《时报》等多家报纸，也在同样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相同内容的“寻人启事”。

      这则寻人启事，马上引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陈云等人的警惕。他们买来各种报纸，密切地关注动态。黄毅是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寻找伍豪呢？

……

      陕北，风雪交加，乍暖还寒。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份紧急情报，秘密送到陕北瓦窑堡。……

周恩来仔细看过“寻人启事”的内容后，不禁皱起了眉头：这则“寻人启事”似曾相识，估计来者不善。经过分析，周恩来推断，这则启事，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

     如周恩来所料，1936年4月这则“寻人启事”，正是出自国民党特务之手。其策划人也即启事落款人黄毅，正是张冲。

     但是，今非昔比，4年后，张冲如法炮制的这则寻人启事，却并非顾顺章事件的延续，而是另有玄机。实际上，这则寻人启事，是他奉陈立夫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目的是主动议和，所图的是联合抗日的大计。……

     启事刊登后，张冲派人在约定时间地点，开始“守株待兔”，昼夜守候在这家饭店。但是，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两周过去了，共产党这边仍没有任何消息，张冲明白，前方还在追着共产党的军队打，后方却要约人家见面，这里面的玄机，谁又能搞清楚呢？这种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正当张冲抓耳挠腮无计可施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声明愿意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部队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而这一天，正是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在约定的地点，焦急地等待中共的人员来接头的时刻。伍豪虽没有出现，但共产党却似乎接过了国民党抛出的橄榄枝……

     以上写得活灵活现的故事，基本上沿用了流行多年的“寻找伍豪”传闻，所不同的是，作了具体化的描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但是演义愈甚，漏洞愈多。为了澄清事实，探寻真相，笔者的质疑先从这个“寻人启事”说起。

     为了显示“寻找伍豪”煞有其事，该书的封面上特意刊有一个《申报》上的“寻人启事”图片。但此件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明显的造假痕迹。

     第一，标题“寻人启事”四个字，用的是圆角体。这种字体，是报纸采用电脑激光照排后才有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30年代的《申报》上，绝无可能会有此字体。

     第二，启事正文用的是楷体字。这有悖于当时《申报》均以宋体为正文的惯例。

      第三，尤为失范的是，文中“24”两个数字，竟是横向排列的，完全违背了当时的常规常识。那个年代，国人都竖写行文，日期、数字一般均以“五月五日”、“二十四号”来表示，罕见用阿拉伯数字的；即使要用，也往往是旋转90度来书写。

      第四，启事的版式、每行的字数等，也与《申报》时行的规范、风格大相径庭。笔者摄有1936年5月4日《申报》的广告版，读者参照对比，即可鉴别。上述的引文，都言之凿凿地声称“1936年4月的一天”，张冲在《申报》刊登了“寻找伍豪启事”，却从未见有人具体指明，这个启事刊登在《申报》4月份的哪一天、哪一版？更没有出示过真实的广告，以作实证。这是为什么？

     二、“伍豪事件”与“寻找伍豪的启事”

事情还得从张冲其人说起。

     张冲（1904—1941），字淮南，又字怀南，浙江乐清人。幼年丧父，家境平常，但天资聪慧，好学上进，从小就有心忧天下、报效国家的远大志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张冲中学时代就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在温州组织发起成立“醒华学会”，当选为理事会主席，成为温州中学生的领头人物。1923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交通大学俄语专修班学习。1925年加入国民党。同年，晋升到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继续深造，后又转学中国政法大学改修经济和法律，期间曾到苏联游学。1927年5月，时任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委员兼青年部长的张冲，在从事秘密党务活动时，被奉系军阀逮捕入狱。后经中学同学郑异等通过蒋介石、陈果夫等人救助，终于在东北易帜后，于1929年初获释出狱。从此，张冲与蒋介石和二陈结缘，进入了他们的人脉体系，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

     张冲一生经历奇特。他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参与过顾顺章案、牛兰案等重大事件；也曾是民国电影事业的主管者，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开拓者。1935年11月，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时年31岁，是国民党最年轻的中委之一。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密使，张冲受命担负联共、联苏的特殊使命，在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谈判，为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牵线人。抗战初期，他出使莫斯科，密会斯大林，为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有殊功。回国后不久，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中将处长。1941年4月，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8月11日，在重庆不幸病逝，年仅38岁。

     蒋介石亲赴张冲追悼会祭奠，致挽联：“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周恩来也赴会吊唁，含泪致辞，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并在当天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作为代社论，深切缅怀、高度评价张冲的为人品德和历史功绩。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邓颖超七人联名送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送的挽联是：“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国共两党的领导人这样高规格地共同悼念一位国民党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表明张冲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

      张冲在“中统”时间虽然不长，但能力超群，为这个特务机构做了不少事情。期间，让周恩来一生蒙冤的“伍豪事件”就是他一手策划的。起因是顾顺章叛变后，他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都扑了空。后来见中共处于困境，就心生一计，企图以这个谣言来制造“骨牌效应”，招来更多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自首投诚。1932年2月16日至21日，由他一手炮制的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相继刊出，此即为“伍豪事件”。但由于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时予以反击，迅即在《申报》上做出辟谣举措，张冲的阴谋未能得逞，他所伪造的这个“伍豪启事”，也未起到什么作用。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纯系国民党的谣言”，为早在上年12月就已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作出公开澄清，从而了结此案。

     张冲与周恩来并无宿怨。他与周恩来虽分属两党，政见不同，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却能捐弃前嫌，在抗日救国的大义上，存异求同。所以，后来他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在与周恩来的频繁交往中，建立起了难得的公谊和友谊，留下了两个阵营对手化敌为友、共赴国难的传世佳话。

上述后一个“寻找伍豪启事”，被认为是张冲奉命寻找周恩来，开启国共谈判的前奏曲，如若确有其事，与当年“伍豪事件”的启事前后对照，当然极富传奇性，也为张冲与周恩来的恩仇人生，架筑起一个绝妙的戏剧结构。但是，历史的真相未遂人愿。

     三、查无实证，更无可能

笔者在撰写《张冲传》时，原本是照此传闻去搜寻史料的。但查阅了1936年4月至5月的《申报》，结果始终找不到这样的“寻人启事”。不仅在“显著的位置”没有，就是不显著的版面上也全无踪影。失望之中，顿生怀疑，进一步查证才恍然大悟：原来子虚乌有！不仅查不到实证，而且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且看事证：

     1、蒋介石为实施联苏抗日的策略，曾在1935年12月24日派陈立夫和张冲秘密出访欧洲，准备在时机适当时前往苏联，与苏方谈判签订中苏军事同盟。后来因条件不具备，秘密又为日本间谍发现，计划就此夭折。张冲和陈立夫在欧洲滞留了3个月，直到1936年4月中才奉命回国，两人从匈牙利布达佩斯启程，分途返回，路上行程约一个月左右。陈立夫回国的时间是6月初，张冲回国的时间在5月底。因此，在4月底5月初，张冲和陈立夫都还在归国途中，根本就不在国内，不可能有上述的故事发生。

     2、蒋介石当时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自1935年11月起就秘密派遣三路密使，打通与中共的联系、其中两路均由陈立夫属下的CC系要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负责，他联络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和长江局的张子华。到1936年4月间，曾养甫已经通过张、周二人，与陕北中共中央建立了联系，并已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直接来信。在这种情况下，同受陈立夫调遣，同是CC系要员的张冲，怎么还需要刊登这样的“寻人启事”，漫无目标地去寻找根本就不在上海的伍豪？这是有悖常理的。

     3、当时，同共产党秘密联络之事，是蒋介石的最高机密，他要求“绝对严守秘密”。据曾养甫介绍，“有一次，他向蒋报告同中共接触的经过，正谈话间，陈布雷进来了，蒋立刻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一再嘱咐曾养甫，要“特别谨慎”。（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这样“通共”的惊天大事，既然连贴身心腹陈布雷都不让知道，难道蒋介石会让张冲把“寻找伍豪”的启事刊登到报纸上去广而告之？明言声张几月几号在酒店约会？伍豪就是周恩来，这在当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31年11月29日，国民党在上海《时报》等一些报纸上刊登对周恩来的通缉令，其中就公开告示“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如果刊登这样的寻人启事，岂非公开秘密？

     事实足以说明真伪。所谓“这则寻人启事，是张冲奉陈立夫之命放出的一只探测性气球”，是“国民党抛出的橄榄枝”云云，纯属臆想。此外，上述故事中还有一些说法也全无依据，当属编造：

     一曰：“这则寻人启事，马上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陈云等人的警惕。他们买来各种报纸，密切地关注动态……”

——其实，陈云那时根本不在上海。他在1932年12月底，就去了江西苏区。此后参加了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为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受中央派遣，与潘汉年在9月间到了苏联。从1935年9月到1937年4月，陈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直在莫斯科。何以有了分身术？

     二曰：“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份紧急情报，秘密送到陕北瓦窑堡……”

——上海地下党当时遭受严重破坏，不仅组织尚未恢复正常，红军长征后也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是在1936年4月中旬才决定委派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以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冯雪峰是6月中旬到上海后，才与地下党取得了联系。5月初何来如此联络热线？

     三曰：“张冲带领国民党特务，在约定地点，焦急地等待中共人员来接头的时刻……”

      ——张冲早在1934年就脱离了“中统”特务机构，转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主管电影事务。1935年12月后，张冲的正式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电影事业处处长，正受命作联苏联共的秘密特使和谈判代表。这样“议和”的“接头”，又不是抓人捕人，为何要“带领特务去”？事实上，由于使命重要、事属机密，张冲此后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潘汉年等人的交往时，除了偶尔有他的助手杜桐荪参与外，基本上都是独往独来的，很多事情连他的秘书朱开来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带领”什么“特务”之类的人物了。

     四曰：“我党经慎重考察，几经曲折，决定由潘汉年出面与张冲联系。”

——潘汉年当时是奉共产国际之命，由莫斯科回国来与国民党接头的，那时，他与中共中央根本还没有接上联系。何来“我党慎重考察”？

既查无实证，又没有可能，演义漏洞百出，就是这个故事的真相。

     四、错讹从何而来？

     既然如此，这个错讹之说究竟从何而来？

     笔者深入查究发现，最早出现应在1976年9月，源于张冲当年的秘书朱开来先生悼念至交好友孙桂籍的一篇文章。文中讲到他和孙桂籍在抗战爆发后，到汉口找到张冲时的情景说：

     这时我才知道张先生不但担任对俄外交工作，而且奉命担负对中共谈判的机密任务。故总统蒋公在《苏俄在中国》第73页说：“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发出‘停战议和通电’。随即由周恩来代表中共，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

     当时，张先生在上海申报曾刊登大幅广告，找寻“伍豪”（按“伍豪”即为周恩来的化名），请“伍豪”到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饭店晤谈。

（朱开来：《哭孙桂籍兄兼忆张怀南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29卷第3期。）

     朱开来这里首次讲到，张冲在申报“刊登大幅广告”，“找寻伍豪”。他依据的是，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所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周恩来、潘汉年“到上海与张冲会商”。

但经查证，蒋介石书中此说是错误的。1936年5月，根本就没有周恩来、潘汉年与张冲在上海会商这回事。张冲受命参与国共谈判，确实身负秘密与中共联络的使命。但他与潘汉年的首次接头会面，是在1936年7月，地点在香港。张冲与周恩来的会谈，最早是1937年2月，地点在西安。周恩来在1936年从未到过上海。

     张冲到香港与潘汉年秘密接头时，倒是有过类似的故事。他到香港后，按照潘汉年事先约定的方式，在7月7日至9日的《生活日报》上连续三天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潘汉年此时化名为萧叔安，张冲则化名黄毅。

     笔者推测，朱开来先生写此回忆文章时，事隔40来年，可能是记忆有误，把张冲在香港所做的事情，错移了地点人物和时间。他依据蒋介石此书的错误记述，来与自己的错误记忆对接，便引出了这个所谓“寻找伍豪启事”的讹传。

     笔者见到，这个故事，朱开来先生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有叙说。张冲的助手杜桐荪先生等也曾在撰文时引用转述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台湾有名的《传记文学》杂志上。此说，大概因此而流传。

      朱开来先生曾任张冲的秘书多年，与张冲相知甚深，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1987年张冲逝世46周年时，不顾年老体衰，抱病奔走各图书馆，搜集资料，写成了怀念先贤的长文《悲剧时代英雄：神秘人物张冲》。朱先生贡献至伟，精神更令人感佩。但即便如此，也难免会有疏漏之处。人的记忆往往会有偏差。就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几十年后再回忆，难免也会出错，更何况是传闻。

      事实证明：所谓张冲在上海《申报》刊登“寻找伍豪启事”，当属误传。

      内地对张冲这个历史人物的介绍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之前，只是一些有关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著作、文章偶尔提到他，并无专门的文章介绍其生平。改革开放后，禁区渐开，报刊上陆续出现一些回忆、纪念张冲的文章，有了一些涉及他的纪实作品，但有的材料几经转手，颇多差错。其中有关张冲刊登启事“寻找伍豪”的故事，可能就引自台湾朱开来先生的文章。

      但愿这个误传了30多年的故事，就此得以纠正，不使演义愈演愈烈。

选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