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填写作者-------中央党校教授 蔡霞。文章来源于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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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先天缺陷 为什么现在说到宪政是如临大敌?以致于“宪政”不让谈?我觉得这和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先天缺陷有关系,先天缺陷导致我们国家宪政建设的艰难。 缺陷在哪里?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上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是两大类型,西方学者写过一本《姊妹革命》:一个是英美革命,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人类走向民主政治,这两个路径的实践不同,给我们留下了很丰富的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其中既有体现了民主规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进步过程中和民主实践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这对我们今天怎么理解民主、把握民主政治、把握宪政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姊妹革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本身具有共同思想的前提,即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人生而平等,但最后的结果截然不一样:美国走向自由民主以立宪、宪制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权体制,实现了200多年的社会稳定。法国大革命是一种群众性大革命,摧毁旧制度,讲共和民主或者平等民主,随后形成了法国一百多年不断的社会动荡。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里有共同的思想前提,但又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演变,这里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 那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怎么看待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英美革命我们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人民的大革命。为什么?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底层群众起来反对贵族、反对国王。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阶级斗争角度去看,高度赞赏法国大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由此把法国大革命中的思想成果与做法推崇为共产党人的民主观。后来由苏联列宁接替下来。而国外对列宁是怎么评价的?“列宁是东方的罗伯斯庇尔”。 我曾经把英美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做过一个比较,我觉得两大革命的鲜明差异和不同结局,给我们留下了三点教训和思考。第一,群众性大革命可以摧毁一个旧世界,但难以完成建立一个新制度的历史任务。美国革命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时,13个州的代表坐下来做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建造一个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人是英勇的战士;但在制宪时,战士就成了建设者。法国大革命讲的是摧毁而非建设。革命后若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运转,所以法国群众性的大革命使社会不断动荡,社会难以正常运行。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没有一个宪法基础上的法治来控制和保障,哪怕我们得再好的口号和原则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美国革命《独立宣言》、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思想。但法国大革命把《人权宣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喊,但没有宪政基础上的法治保障,所以后来迟迟不能进入新的社会正常运转秩序,形成的是一种社会大恐怖。法国大革命讲的是人权,讲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实际上革命成了以多数人的名义搞恐怖、流血、大屠杀,实际上是反人权的,民主走向了它的反面。 第三,要实现人权、保障人权,就要有效建立分权制衡的体制,这对于摆脱专制走向民主极为重要。法国大革命中可以把国王处死,但没有摧毁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只是从国王手里原封不动的转移到当时革命领袖手里,造成新的绝对权力。我们国家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摧毁一个旧制度,但没有真正改变和摧毁这种绝对权力,只不过绝对权力从原来的统治者手里走到现在所谓的政党手里。所以专制政治的影响仍然很深。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走向极端,革命摧毁了旧的专制,但以新的形式恢复专制,而且可能比旧的专制来得更加专制、更加绝对。所以这些东西是法国大革命和英美革命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受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很看重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是法国大革命明显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用革命摧毁旧制度,但没有考虑到真正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人权。后来执政后的几十年,党领导国家建设中有成就,但也犯了很多严重错误。严重错误中,包括文革中无谓地牺牲和伤害了许多人的生命,因此才有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讲“要民主法制建设”,因此才有讲“文革是践踏人权、践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障”。这和我们的民主观缺陷有关系。今天之所以把宪政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实际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叫民主政治的理解极为肤浅、原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必须要解放思想,必须真正研究人类社会中政治生活的客观规律,不要把客观规律分成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概念范畴。如果承认经济中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市场经济不姓资也不姓社的话,那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走到井田,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承认人类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客观规律同样不姓资不姓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法治,什么叫宪政,才能真正做到推进制度变革、制度创新,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活得安全,免予恐惧的自由。 三、今天的中国推进宪政尤为紧迫尤为重要 2008年我到西班牙进行了半个月的考察,回来后有半年时间寝食难安,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在考察中西班牙学者给我们介绍了西班牙在佛朗哥将军去世后是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的。这让我思考了很多:佛朗哥1975年11月去世,10个月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76年9月去世。在佛朗哥去世以后的30年中,西班牙完成了和平的民主政治转型。我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用30年时间完成了经济恢复、初步增长到现在的快速发展.今天,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多元分化情况下,中国如何和平推进民主转型这个问题提到我们必须正面面对的议事日程上了,这是我们现在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当时听到西班牙介绍这个情况时很认真,在去西班牙之前我也做了一个功课,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林达的《西班牙旅行记》,书上专门介绍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矛盾、各方力量较量、同志集团的内部斗争等,但是他们最后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转型进程。我自己把西班牙的民主进程和中国现在将要面对的民主进程做了个比较,结果有半年时间自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因为我有觉得有“四个结”无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将来可能会发生社会大动荡。那半年中心情特别不好,一直在思考,想寻求四个无解能否变成有解。2009年7月4日的乌鲁木齐事件促使我写了一篇文章。即乌鲁木齐那天晚上发生的残杀无辜的骚乱事件让我感到如果不真正重视解决中国如何和平进行民主进程的问题,那7月4日乌鲁木齐事件就不是一个城市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全国范围的事。 在这里我提出这四个无解,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 一是和平推进民主改革、民主进程需要社会和执政集团共同努力,当政的和在野的都要共同努力。 在和平推进民主进程中,西班牙原政府内部的统治力量自己作了转变,中国共产党能否作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转变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佛朗哥去世前,他交代要把国家权力还给年轻的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在佛朗哥将军专制独裁期间,老国王被流亡国外,佛朗哥将军将胡安.卡洛斯扶养起来,到佛朗哥去世前,他明确表示将来的国家全力交还给胡安.卡洛斯。新国王胡安.卡洛斯即位后启用新人苏亚雷斯做首相。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在西班牙进行全民公决,究竟是继承佛朗哥将军的独裁专制体制还是搞民主政治的体制。在全民公决中,78%的公民参加了公投,94.2%的人赞成政治改革,建立民主体制。这使原来佛朗哥将军内阁的老人们看到了专制政治大势已去,而他们也想在未来的民主进程中赢得新的生存空间,所以这些老人纷纷出去自己组织政党,寻求未来的政治生存空间。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这个魄力和勇气寻求自己在未来民主进程中的新政治空间,而不是老抱着28年流血牺牲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理由与基础?坦率地讲,28年流血闹革命,荣剑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参与流血闹革命的,但必须要说这是父辈们作出的牺牲奋斗,和现在执政掌权的人没有一点关系。现在掌权的人自己没有流一点血,所以不能把前面人的牺牲奋斗作为自己掌权的理由。现在执政掌权的人要做的是能否把人民的事真正办好,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如果现在掌权的人自己从28年流血那个说法中走出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形成自己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有很大的政治空间。但目前党内一些人老觉得你一提宪政民主就威胁到他的执政,自己把自己封闭。此思维若不转变,会把中国共产党自己憋死,会造成很大问题。由此,中国共产党一直对全党发出的所谓“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个政治警醒,实际上是“政权兴衰周期律”专制王朝的政治规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规律。“政权兴衰周期律”隐含着一个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权力姓张姓赵还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权不能丢。拿这个说法警告党员干部防止政权丢失,恰恰反映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影响。 二是西班牙提升社会公平有助于为和平推进民主进程提供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环境我们现在能否做到?四个无解中唯有这个最容易解。西班牙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到1977年人均已经达到了3260美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这时社会矛盾很多。但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就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劳资谈判协商机制、社会对话机制,包括进一步发展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对话的机制,逐渐放开新闻言论环境。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社会公平程度逐渐提升的情况下,当西班牙推进民主政治时,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与其中,而是由极左、极右的政党委托中左、中右的政党进行谈判,中左、中右政治倾向的政党谈判结果,极左、极右的政党都认了,社会老百姓也认了。看起来西班牙民主进程中社会公众不在场,但实际在场,是他们默认了这个结果。因为社会的公平程度逐渐提高,社会保障底线有了,这就为西班牙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公众可以接受政治谈判的结果。 而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极大,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因此中国社会里几乎是人人讲政治。其实,社会是有分工的,让搞政治的人讲政治,搞经济的人专心做企业,做学问的人静心做学问,大家各干一行,这才是人人“安居乐业”,这岂不是很好?但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讲政治。为什么?因为社会环境不宽松,社会贫富差距很大,而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都建立,特别是人的权利的法治保障安全底线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以人人都缺乏安全感。这使得社会环境很不宽松,改革只要一动就有可能使各种矛盾像火山喷发一样地爆发出来。王岐山推荐大家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说明他确有担心。中国共产党如何争取宽松的环境推进民主?四个无解中这是最好解的。 三是能否在建立共识的基础上达成政治和解?西班牙在推进民主进程时,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大家达成了两个共识:西班牙是西班牙人民的西班牙,一切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是第一。第二,民主进程如何推进?要有政治和解,基础是保障人权,尊重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全民共识,制定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宪法。由此,西班牙国内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倾向的政党都承诺在宪法基础之上、在法治框架之内共同合作,和平推进民主政治。这两个基本共识非常重要。那我们能不能在有些问题上达成和解?另外我们的宪法有没有全民认可,是不是从上到下都认为宪法反映了社会的共同意志?大家是不是都能在宪法基础之上、法治框架之内开展合作、妥协、理性的建设,推进民主进程?我们国家在宪法问题上、法治问题上,这个基础还不是很扎实的。从执政党本身来讲,宪法是否为我们的最高权威?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以人为最高权威。当执政党和政府本身没有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地位的话,那么老百姓眼里也是没有法的。所以一些党员干部用政治权力强制的压制社会民众,社会民众没有权没有钱但有命,所以底层的老百姓有可能跟你拼命,于是出现了激烈的暴力对抗情况,这使得民主进程中有可能出现暴力现象,社会有可能陷入动荡。 四是西班牙进行和平民主进程时,曾经有军人试图搞军事政变,颠覆民主进程。这时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王宫里发表了一刻钟讲话,就平息了这场政变,从此以后再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西班牙的民主进程。西班牙有两个力量超越世俗社会,属于结构性的力量:一个是国王。西班牙国王是这个国家全民族的人格象征,国王可以超越世俗社会中不同党派、不同利益群体的纷争,对各个群体、各个党派产生影响,是作为民族意义上的人格象征,大家都听从国王的。一个是宗教,宗教是超越世俗生活的另一个结构性力量。恰恰在我们国家这两个东西都不存在,我们既没有国王也没有宗教,不可能把政党变成超越世俗社会、代表全民族或者全民族成员都接受和认可的民族象征。因此在世俗生活中(政党本来就是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互动、利益冲突、利益博弈需要一套制度构架和平化解,最好的东西是宪法、宪政、民主法治。要想避免大的社会动荡,唯有把宪政做起来,大家都认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宪政体制下,在共同的规则下开展执政党、政府于上各方的合作,来推进国家民主建设。要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动荡,就必须有一个东西大家都认、都遵守。所以宪政、宪法的实行对我们国家后面的民主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必须是摈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那种空洞概念化、对立型思维,真正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必须努力地为宪政而呼、而喊,身体力行的维护宪法、实施宪法,谢谢大家!(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