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制了一份《人民日报》

青城山人

从没对周恩来隐瞒病情的主治医生那一次却因为害怕刺激他而特制了一份《人民日报》头版
文汇客户端 2020-11-26 14:53:47


伯伯被确诊膀胱癌的准确日期是1972年5月18日。

保健医生张佐良大夫了解和熟悉我伯伯的坚强，为着伯伯能注意休息和配合药物治疗，他坚持把真实的病情向我伯伯和盘托出：已患膀胱癌。

“九·一三”事件后，得了病的伯伯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直至当年8月4日尿血，他曾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了5天。繁重的工作日复一日，伯伯每天几次血尿，痛得在床上打滚，医生真焦心，血压随时可能掉到零！然而接待外宾的任务一直不停，最多时一天还安排两三次。

1973年3月10日，是伯伯自从1972年5月18日被确诊为膀胱癌整整十个月后第一次进行对症检查治疗。从这次开始，伯伯先后进行过13次手术治疗，每一次都是他亲自给毛主席打报告，每一次被批准手术后，他总要把中央的工作先安排交代一番，每次都准备永远不能回来，不能延误中央的工作。

我永远感激吴阶平、卞志强和张佐良三位大夫，为了我伯伯，为了人民的好总理，他们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进手术室时他们已经定下了“攻守同盟”：只要电镜检查时有用激光烧掉癌症原发病灶的可能，不再请示，立即烧。因为治疗癌症，最重要的是抢时间，越早发现、早治疗，效果越好！伯伯确诊膀胱癌已经10个月了，原本发现是最早期，拖到如今，已经是耽误太久，再耽误不起了！为了总理的生命，他们再不能随便放弃这“第一次”。

无影灯下，吴阶平教授从电镜中看清了：总理膀胱内癌症原发病灶只有绿豆大，烧灼方便也有绝对把握。三人无言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吴教授果断拿起激光枪，在电子显微镜下，迅速消灭了伯伯膀胱内癌症病灶！

我经常设想，如果不是他们三位医生的无私和对我伯伯的真挚感情，恐怕伯伯的生命是无法再支撑近三年的！

伯伯十分相信科学，尤其对专家里手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就像上了飞机，伯伯就一切听机长指挥，对治病，他都是仔细听取专家的意见。伯伯在发现身患癌症的3年4个月零10天中，前后进行过大小13次的手术治疗，都是根据医生的意见。医生从来不向伯伯隐瞒病情，所以伯伯给毛主席的报告，总是写得十分准确和具体，那种冷静镇定的口吻，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病情而是说的别人。

当然也有例外。

1974年底，医务人员发现伯伯便中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那时四届人大在即，为着不被某些坏人夺权，他必须立即飞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当时他无法对医生说明内情，只感慨道：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1975年12月康生病逝。从没对伯伯隐瞒病情的医生和张树迎、高振普相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隐瞒了真相：他们为伯伯专门印制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替代了当天第一版上康生病逝的消息。因为伯伯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病情严重时，他总要让值班的张树迎、高振普或张佐良大夫给他念报纸。而伯伯与康生患的同是膀胱癌，伯伯对康生病情的每一步发展可谓了如指掌，大家担心伯伯看了这条消息产生联想而受到刺激。其实，那天伯伯一直在昏睡，并没有要求读报……

伯伯去世后，七妈也亲口对我说过：“你伯伯是很坚强的，大无畏的。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他的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确切，他要修改。到（1975年）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症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1975年12月底，伯伯生命最后的活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有着详尽的记录，也成了我永远的纪念：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了，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50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对一位患了绝症的重病人来说，有谁能以如此惊人的毅力、如此忘我的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坚持承受了这么多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病中工作呢！

——摘编自《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 金城出版社出版

廖若晨星

谢谢青城山人老师报道: 特制了一份《人民日报》

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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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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