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神秘身份之谜: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江青、唐纳等人在杭州六和塔下的合影 2020年8月23日是唐纳先生的忌日—离他逝世,已经整整32周年了。 “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去国多年、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报章上出现了不少介绍唐纳其人的文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总括而言,这些文字中,除了曾与唐纳共事的几位老报人的回忆有些真材实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风捉影,辗转抄袭,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间一本号称以“纪实手法”写成的《唐纳浮沉录》,将其主要的人生经历几乎描绘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大都出自虚构。 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唐纳的形象被涂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离表面的真实也越来越远。唐纳生前对此习以为常,虽有怨愤也无可奈何。国内某家刊物曾发表一篇涉及唐纳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后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知是否我于二十余年来看过诸如此类的文章太多了,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惊奇。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让他乱抄乱袭去吧,我是不屑一理……这种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作家’我也见得多了,没有对他们重视的必要。” 那么,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唐纳夫人陈润琼编选的《马季良(唐纳)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一段对著者的生平事略介绍:本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生于苏州,父亲马培甫时任津浦铁路局洋务译员,母亲费文英。两岁时过继给大伯马含荪为嗣,从小喜爱诗文。少时就读于苏州私立树德初级中学,毕业后考入省立苏州中学。从1930年开始,他以巨钰、瞿觉等笔名在《吴县日报》发表一些散文、短诗。“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1月,他加入由吴县共青团委和苏州进步青年发起成立的“社会科学者联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与进步青年佘增涛(史枚)、项志逖(胡绳)、吴大琨、袁水拍等交往,经常议论国事,探讨救亡之道。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破坏,马继宗亦遭当局追查而避逃上海,改名马继良,后又用季良、骥良等名。同年夏考入圣约翰大学。1933年,以唐纳、罗平、陈陀等笔名在《晨报》“每日电影”、《申报》“电影专刊”、《新闻报》“艺海”等副刊发表电影评论,常有独到见解,深受读者喜爱。翌年秋,进华艺电影公司任编剧,为抗日影片《逃亡》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词,由聂耳作曲而广为流传。后又进电通影业公司任编剧、宣传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导委员会副主任…… 因唐纳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电通的导演看中,获邀在喜剧片《都市风光》中出演男主角李梦华。他虽是初登银幕,却演得相当出色。正是在电通拍摄《都市风光》时,唐纳与来自山东青岛、本名李云鹤的蓝苹结识并相恋,在不久后发生了耸动视听的婚恋风波,成为报刊花边新闻中的男、女主角。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江青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对风波的前因后果记述甚详: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由导演郑君里主持,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证婚,一时传为佳话。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但是,婚恋只是整个人生的一部分,单从这个视角认识和评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容易流于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踏入影剧界时,她绝对是一个左翼文艺女青年。1937年,她为了高远的政治理想,放弃上海相对安逸的生活,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在上海为蓝苹舍妻弃子的导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后一直从事左翼戏剧工作。蓝苹也好,章泯也好,尽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厌旧的记录,政治上却非碌碌之辈。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上海、武汉、重庆再到上海,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去武汉,他创作并策划演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轰动三镇;到重庆,他进入英国新闻处当译员,组织进步戏剧活动;回上海,他先任《时事新报》主笔,再任《文汇报》总编辑……唐纳中、英文俱佳,是公认的多面手。撇开给他带来另类名声的那段短暂婚史不谈,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该书语焉不详。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邀约撰写《唐纳与我》一文,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一天,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当局正在追捕,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问夏敢不敢接受。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还是个传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涛),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史枚很有学问,文史哲经,古今中外,无不通晓,夏尊他为师长。唐纳三天两头来夏家,给史枚带来许多外面的消息。两人一起谈形势,谈救亡,谈文艺,谈着谈着,一篇评论就出来了。唐纳那时主编《大公报》的“戏剧与电影”专刊,上面许多鼓吹国防电影、宣扬救亡图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间的产品。夏那时还只有旁听的资格。听着听着,再加上读了史枚推荐的不少进步书籍,也就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说:“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见,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当年向夏其言传输的革命理想那样,是救亡图存,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甚至在红色根据地或革命队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许广平出面联系到《时事新报》的半个版面,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那天我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先到,稍后,马季良来了,他中等个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学者风度。我们就在前半间靠窗口围桌而坐,主要是许先生和马季良交谈,我只在一旁听着。许先生很谦虚,不时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点点头。最后大家商定,副刊半个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为《妇女生活》,因已有《学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这样,可以保持名称一致。”文中提到,《时事新报》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办,这个副刊的稿件刊出后没有稿酬,排版看清样等工作由她去报社处理。她又说:“《妇女生活》出了几期,许先生又联系到《联合晚报》,这次是许先生写了张字条让我直接去联合晚报社找主编冯宾符,冯和我谈了些具体事情,刊名为《妇讯》……”还说:“《联合晚报》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以民营面目出现的一张报纸,因是晚报,都是上午去报社工作。由于许先生坚持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编辑方针,因而这两个副刊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读者。” 《联合晚报》本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报纸,而《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夏衍要唐纳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把这张报纸作为一个很好的阵地,用来宣传进步主张。”唐纳能进该报主持笔政,凭借的是与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先后同学的关系。该报有一次报道军人和警员在戏院互殴的丑闻,军警双方扬言要来砸报社,唐纳马上请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这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文宣机构的“潜伏”,类似事例不少。 唐纳在《时事新报》为时不长,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红,引起后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应邀担任《文汇报》总编辑,与总主笔徐铸成,副总主笔陈虞孙、宦乡及采访主任孟秋江等主持这份立场偏左的报纸,也有不少出色表现。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据郑永欣的回忆文章《石头古城“逐鹿”记》所述,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郑永欣接着问:周先生此去何时回来,和谈之门有重开希望吗?周的回答是:我们希望越快回来越好,取决于国民党实现政协决议的诚意。从战场形势发展来看,大概明春,半年多以后也许可以与你们在南京再见。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如陈虞孙与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却又不是同一系统而无组织关系,如夏其言与唐纳。不用说,《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文汇报》创刊幕后牵线并出任总编辑】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节“吴绍澍与《正言报》”,提到1947年5月《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成立于香港的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字任潮。此处提到的“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同志(唐纳)忽由港来沪,对我说:‘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徐铸成有关香港《文汇报》缘起的回忆文字,有几个大同小异的文本。还有一个版本,顺带说到了唐纳当时从香港到上海的任务:“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当我百无聊赖、‘甲胄生虮’的时候,忽然一天下午,来了个不速之客—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汇报》的总编辑,报纸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么忽然回来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后,他告诉我,此来是奉派护送华岗同志过沪去山东解放区的,‘顺便给你带来一个口信。"这个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准备办机关报,李济深属意徐铸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华岗,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成为共产党员,历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时的中共代表团顾问,1947 年3月国共和谈破裂后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协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统战工作……唐纳此行是为了护送他去解放区而路经上海,冒着一定的风险。这说明,他这时担当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务。因为前一年《文汇报》被查封时,唐纳、陈虞孙、宦乡等都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因而分头隐蔽或远遁他乡。唐纳当时回到苏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险犹在,却又悄然潜回沪上。所以,徐铸成才“愕然良久”。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还给准备赴港与“民革”商谈合作的徐铸成提供了张建良、夏衍的联系方式,专门交代通过张的安排即可见到潘汉年,正是潘在幕后主导“民革”与《文汇报》的合作。 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即使称唐纳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汇报》的催生者,也不为过。2012年7月,香港老报人容若在《明报月刊》撰文称,香港《文汇报》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控股”的报纸,唐纳是“该报组班的幕后牵线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后一句无可置疑。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徐铸成是无党无派的职业报人,任上海《文汇报》时对同事中谁是中共地下党员不清楚也无意了解。但到香港《文汇报》时期,他结识了过去闻名而不相识的夏衍和潘汉年,也认识了张建良,与这些共产党人接触日多。他在回忆文章《香港〈文汇报〉创刊初期》中说:“潘汉年同志经常关心《文汇报》的情况。他的工作很忙,要经常联系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经常和我见面,我有事和张建良同志联系,或请马季良同志转达。”这是已经写出来的。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潘是老大,张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纳的这两位“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的不凡功业,在其冤案平反后已广为人知。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既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情报,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在沪港与唐纳两度共事的《文汇报》退休编辑任嘉尧,也在《唐纳胸怀祖国情系家园》的文章中提到,唐纳和袁牧之、郑君里、赵丹志同道合,是结拜兄弟,“又与潘汉年义结金兰”,但没有提到张建良。前述潘、张、唐“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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