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我的私塾经历
热度 11 ||
我的私塾经历
像我这个年龄的老人解放前有读过私塾经历的大概不多，而我有，虽然仅有四个月。1937年日寇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打响，战火很快从北向南蔓延，当时在上海工作身为领班的父亲受老板之托已赴南昌负责一项油漆工程。由于形势急转直下，爆发了8.13淞沪抗战，很快上海沦陷，回不去了。由于南昌处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之中，同年10月，诞生于南昌刚来到这个世界两个月的我即开始经历逃难之苦，全家由南昌向南逃到由蒋经国治理的赣州。
1943年秋我6岁多，当时赣州的几家小学正在整顿无法入学，父亲为了让姐姐和我有一个读书识字的地方，托人找到了一家私塾。我还依稀记得，私塾开在一条很窄的巷子深处，是一栋很小的破旧瓦房，里面只有一间推放得凌乱不堪的卧室和只放得下一张小桌子的天井，这就是上课的地方。
私塾里就四个学生，我和姐姐，还有两个比我大一点的男小孩。老师约50来岁，精瘦的，戴眼镜，嘴上有八字胡须，穿长衫，头顶瓜皮帽。当时我还不大懂事，据姐姐说授课的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所以我很小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除了跟着老师朗读，背诵，每天还要写字。开始时得老师是手把手教，然后照字帖写，大字小字都要写，每天写满两张纸。老师改作业的是一种用红丹颜料泡成的红墨水，写满字的纸经批攺后每天要带回家的。也许是天性，四个小孩中我年龄最小，但每次写大字我得的红圈圈最多，常常有一个字画两个圈的。后来我一直拥有书写毛笔字的优势，四个月私塾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
每天到私塾去，都要经过一条巷子。深秋时季一个阴沉的早晨，我和姐姐照例到私熟去，经过一家住宅，门开着，吓，里面放了一具棺材，棺材前面点了油灯，还有蜡烛香火和供祭食品。原来这家死了人，照当地习俗这棺材要放些日子的。这条巷子平时很僻静，少有路人，当时巷子里就我和姐姐两人。立刻，脑子里出现了母亲讲过的僵尸鬼魂的故事，一种阴森恐怖感袭来。我拉着姐姐的手尖叫起来：“快跑！”姐姐跟在后面也没命地奔跑起来。私塾放学回家，仍然是快跑。但每天要到私塾去，都要经过这里。怎么办？还是姐姐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朝棺材拜拜吧，里面的死人就不会吓我们了。”此后每天经过这里我们决定不再奔跑，合掌朝棺材拜三拜再走。过了几天棺材不见了。
父亲在新赣南路租了两间房子，蒋经国从官邸出来也常走在这条马路，还经常有官员的黄包车经过，许多小贩在此设摊，所以这里挺热闹的。后来小学开学，我们不再去私塾上课了。当时由于物价飞涨，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学校拒收纸币，开学前一天父亲请挑夫挑了两担米去交学费的。那天学校里就好像是个米市，几间教室推满了大米，过秤、记帐、吆喝，十分热闹。最初几天是父亲每天送我们去上学，总是先到一家由国民党“青年会”办的点心店吃早点。七点半，店里的广播便响起国歌声，里面用早点的人全部起立，唱起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段吃早点唱国歌的回忆在自己的脑海里一直很深刻，后来我想大概这是蒋经国向老百姓灌输“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吧。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都会坐在家门口听堂叔聊天。堂叔和他的一位同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因武汉沦陷而投靠父亲。为了招待客人和消遣，父亲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堂叔喜欢听京戏和沪剧，我也跟着听，时间长了，耳濡熏陶，渐渐使我上养成喜欢听京戏和沪剧的爱好。
后来父亲在赣州市的一条巷子里买下一处房子，挺大的，里面还有一棵橙子树呢。但房子还没全部建好，日寇攻打赣州的传闻已扰得人心惶惶。1944年4月日寇兵临城下，时局更趋紧张，父亲决定携家再度逃难，当时距我进入小学还不到一年。
人生如白驹过隙，今天自己已是高龄老人，回忆如梭往事，这段短短的私塾经历我很难忘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