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进步为何总以悲剧为代价？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水，因为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碧华先生说，为什么我总是长长地叹息，因为我总是感叹于中国进步之艰难。

     之所以说艰难，是因为总是要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某方面才会有所进步。

     最近几天的热点是百度事件，如果不是魏则西之死，人们就不会关注到百度搜索排名的利益链，就不会引起对名牌医院专业门诊科室外包的质疑。果然，5月4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科室管理和医疗技术管理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提出，医疗机构必须依法执业，禁止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及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呜呼！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现象存在许多年了，如果魏则西不死，或魏则西之死没有得到追问，国家卫生计生委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发布这样的规定呢？

    还记得孙志刚么？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并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救治站。如果不是孙志刚死了，如果不是他的大学同学在网上呼吁，执行了几十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才被废除。     

2013年3月23日，湖南邵阳21岁女孩杨丽君不慎落入长沙城区一无盖下水道而死，于是，全国很多城市马上开始检修马路上的窨井盖，并且开始装设防护网……

像上述类似例子，可以说枚不胜举。究其根由，窃以为有如下几点：

第一， 民族文化劣根性。中华文化的土壤，是几千年农耕文明。在这种文明背景下，中国人在“四合院”式的视野中思考问题，小富即安，不求进取，所以数次被马背上的民族征服。不被打痛不会苏醒，连西方人都说中国人是一头“睡狮”。这头“睡狮”在几千年里其实经常处于“惺忪”状态，并未真正清醒过。及至民国时期，日本人杀进来了，中华民族快要亡国灭种之时，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瞧瞧，要不是被逼到最后，还不会吼，这一吼若没有吼响，也就完蛋了。一系列古训如“亡羊补牢未为晚也”“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都是在教导人们犯点错没关系，没必要争，退一步相安无事。就连五百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那么霸气，也只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必犯人”算是最大的一种进步了，但仍然没有提出“人欲犯我，我先犯人”的豪气誓言。因此，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总是被动型地进步，敲一下，进一寸。

第二， 官员任用制度的缺陷。在社会治理中，官员的素质如何，履职如何，决定着社会进步的程度。然而很遗憾地是，相当一批官员是否很好地履职了，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了，并不是关键因素，上司决定着他（或她）的乌纱帽，他（或她）的大部分精力不是在琢磨如何干事，而是在琢磨上司，所以很难有创新型举措出现，很难做到工作上的未雨绸缪，总是要等到出了问题，才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总是在人民生命财产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才会“痛定思痛”“吸取血的教训，举一反三”“加强整改”。

文化的积淀越厚，是好事，也是麻烦，因为文化这口大缸中，装了花朵，也盛了蛆虫。只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外来先进文化过滤一下，才会留下优秀的东西；而官员的任用制度，则是可以在短时期内改造的，如果真正做到了能者上，慵者下，贪官抓，人人都主动谋事，让在其位不谋其政者、尸位素餐者没有生存空间，又岂会有这么多血的教训？